党史学起来 | 3月19日

重要论述

03/19

1943年3月19日

刘少奇致电陈毅、张云逸等介绍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电报指出：在反“扫荡”时，要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地雷战等战略战术；民兵数量不一定要很多，但质量要很好，要加强对民兵的实际的战斗锻炼及武器配备；在敌情特别严重的游击区，游击部队要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活动；切实注意争取日本俘虏帮助我们做敌军工作；在游击区与敌占区人民中的工作，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需要巧妙配合，争取各阶层人民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共同对付敌伪；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财力与人力的负担，将节省下来的人力用在生产上。这封电报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1947年3月19日

任弼时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央撤出延安的解释工作致各中央局、分局电。电报指出：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之下（军事、经济、政治上极大困难），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以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在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

1953年3月1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所谓“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各级党委对这些很久就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都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过程中，着重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指示认为区乡工作中的“五多”，主要表现为对农民干涉过多，强调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对于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的提倡和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79年3月19日

邓小平会见瑞士联邦委员、公共经济部部长霍纳格时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他指出：我们将会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我们充分理解到不利用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四个现代化是搞不好的。当然，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是靠自己，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要靠自己。我们政策的连续性是没有问题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关键是看它对不对。如果这个政策对，符合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欢迎，谁也变不了；如果这个政策本身不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就没有连续的必要。此外，我们还要制定同国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资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了，国际上也可以放心一点。

此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邓小平曾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我们经济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是五十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2013年3月19日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