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夜网十一、不打南昌打吉安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3]二十一日，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央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正常混乱，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4]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曾表示反对。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5]尽管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同志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7]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军队两个营。

[21`][22]人回忆罗坊会议（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江西党史资料》第６辑，第２６０―２６１页。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20]、命令，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的江西省苏维埃。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ＡＢ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六月二十二日，、签发命令：“本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南昌以建设江西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6]。

[15]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1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１９６７年），《江西党史资料》第６辑，第２５４页。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也好，世界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南京和上海总同盟，并要求各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1]关向应在中央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他，克服他的（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17]

当时得到消息：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中央，就会断送中国。”[22]多数人如、周以栗、罗荣桓、曾山、人等支持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我们接受了毛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对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的正确意见。”[24]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多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立即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军队兵力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1]李立三在中央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０年６月９日。

[2]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１９３０年６月９日。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兼第九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的计划后十分，立刻命令南昌、、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16]给南方局即转中央信，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从长汀北上以来，、始终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关于进攻南昌、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十月二日，和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12][13]第一军团前委给中央的报告，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７日。

[17]给湘东特委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19]、命令，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４日。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在内部印发的中央和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占领南浔铁，建立江西及，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13]看到中央这个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斗争，再攻长沙。深知，无论进攻南昌、，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从湖南折回江西。

红一方面军长沙十六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11]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无士兵以为响应，粤汉、株萍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壕沟等计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12]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5]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４月版，第３１６、３１７页。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25]《彭德怀》，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１６２页。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虽也根据中央的，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会后，、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待机略取、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1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19]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20]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9]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对中央这个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遭受严重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运动又明显复兴时，由于对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3]《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版，第２８页。

[8]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的信，１９３０年８月１９日。

[18]、命令，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阶级内部矛盾时，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二十九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10]然而，长沙守军凭工事，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九月一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三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十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十一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不久，瞿秋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为中央局候补委员，补选为。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在樟树召开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性，要战争中的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这时，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26][27]：《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３０页。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23]《中央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５月版，第２６４页。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6]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八月七日，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湖南省、第四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十八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注：

正当、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央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取得地位。

[24]《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版，第２５４页。

[10]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１９３０年８月３１日。

进攻南昌、是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8]

这些主张，自然同等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央局会议上说：“在全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同志，他有整个的线，他的线完全与中央不同。”[1]六月十五日，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识，在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按照这个新的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2]

战斗结束后，、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任总司令，任总委员；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任；同时，成立中国工农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的工作，由任。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央的，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八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等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有的甚至向提出：“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线？”[14]会议进行期间，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央的一封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照此战略执行。”[15]在大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16]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的冒险计划。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央的，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任总指挥，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军总前敌委员会，由任。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9]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１９６７年），《江西党史资料》第６辑，第２５２页。

[7]《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版，第３０、３１页。

[4]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１９３０年９、１０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