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的诞生：同为汉族人曾不能自由交谈

　　在割据于中国的南腔北调中，南京话、北京话，成为中国官定“标准音”的主要竞争者，而普通话的诞生和普及，正是一个国家走向开放、流动、融合的重要工具。

　　1845年6月15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吴淞口，目睹了戏剧性的一幕：“我的中国男仆(宁波人)试图施展会话能力与船工、水果贩子及其他人交谈，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相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宁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讲管辖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

　　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过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裂状况。尽管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口说的都是汉语，但长期的封闭隔绝使各地的方言变得千差万别，以至于同为汉族的异乡人完全不能自由交谈。

　　施美夫此次旅行的目的是考察五个通商口岸的自然地理和风土人情，为英国圣公会来华传教提供方便。为了尽可能多的了解中国，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通商口岸的腹地，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几乎停滞的社会，也在无意间为读者揭开了中国语言割裂的谜底。

　　那里是小农经济的天下，既没有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也没有持续的人口流动，地方官吏的数量极为有限，其行政职能除了征税就是维持秩序。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人口，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官话”(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的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毫无疑问，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语言上的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只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然而，在通商口岸的那一边，施美夫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百舸千帆的码头，南来北往的商贾，一个个五方杂处的商业都会正蓬勃发展起来。初到上海，他看见吴淞河北岸“商人居住的洋房正在兴建”，那里将成为名扬世界的上海滩。

　　1853年，天平天国定都南京，长江下游富庶地区遭受战乱之浩劫。十余年间，作为江南唯一的安全区，上海租界人口由1845年的数百人，急剧膨胀为1862年的50多万人。人口的激增带来了上海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的方言，上海滩俨然一个南腔北调(但主要是江浙吴方言)的大杂烩。

　　又何止是上海?

　　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被迫开放的城市越来越多，从沿海到沿江，从中原腹地到内陆边疆，几乎所有重要的城邑都陆续成为通商口岸。

　　传统的农耕社会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贸易浪潮中被完全被打破了。外国船只不断深入中国内河，铁路则像病毒一般凶猛生长，紧接着是近代工业的兴起，发达的通商口岸逐渐演变成现代都市。伴随着贸易和近代工业的发展，人口流动不断加剧，曾经静若止水的中国已是死水微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