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76周年纪念日：勿忘国耻 警钟长鸣！

　　政治背景：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大陆政策”。20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扩大对华攻击，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大战后，日本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发动袭击，才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希望能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希望用武力灭亡中国。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日方立即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因“枪声”和士兵“失踪”，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为由，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发动炮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进行顽强抵抗。

　　中日关系：

　　当试图重新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不得不面对现实国际政治语境的复杂性。一个纯粹的怀念，也背负上了现实国际政治的负担。这种全民族式的纪念给日本舆论和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反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承认中日关系是东亚最重要的国与国关系之时，在中日关系逐渐改善的语境里又该如何面对“七七事变”的纪念日。

　　在一种良性的国际政治语境中纪念“七七事变”，人们常常担心历史会影响现实政治。实际上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公众怀念没有边界，当面对“七七事变”的时候，不仅仅是面对抗日之战，也是在面对正义与邪恶直接交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公众怀念的氛围里，所有的现实政治也都在反省和反思。而承认与感念今天难得的中日关系，并不妨碍回到历史的眼泪里。对“七七事变”的纪念，也不会妨碍中日关系向良性发展。失去了7月7日的怀念，失去了9月18日的愤怒，中日关系才是不完整的。

　　公众怀念更为寻找一个现代国家意识的开端。“七七事变”之前的中国，在分崩离析的思想中艰难跋涉。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社会心理都在从专制向民主，从帝制向共和转型。形式上的内战和思想上的内耗，其实远远没有解决中国人民族性的弱点和心理观的封闭。“七七事变”的发生，用最简单也最残酷的丛林法则告诉中国人，这个世界总有许多残暴和血腥，不反抗就会灭亡。

　　因此，超越现实政治语境的公众怀念，更是一种最基本的公民历史观和发展观教育。这些都是现实政治所无法给予的。不必因为期待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而刻意回避历史上的那些灾难。更不用因为某位日本领导人善意的历史态度，就对历史灾难采取低调的纪念方式。7月7日是中国人自己的国殇日，这一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太多的意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失去了7月7日的中国历史，也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