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汪精卫公开叛国 是替蒋介石背黑锅？

　　开栏语：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华声在线历史频道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在75年前的今天，1938年12月18日 (戊寅年十月廿七)，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日。

　　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十九路军爱国官兵在上海及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开战第一周，粉碎敌人数路进攻，歼江湾之敌一个联队，日军司令盐泽幸一被撤职。由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野村接替，增兵一万余人，重行进攻。至2月13日，野村的攻势又被粉碎。野村被撤。由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任总司令，增兵至三万余人，2月20日，举行第三次总攻，十九路军激战五昼夜，打退敌之总攻。日军重整队伍，派白川大将(田中内阁时陆相)为总司令，加派菱刈隆为副总司令，增兵三个师团，飞机二百余架，总兵力达六七万人，战线延长至百余里。十九路军继续奋战，虽减员未得补充，仍坚持苦战两月有余。上海和全国各地人民、海外侨胞，以金，以物，以声，以心，以身，表达对爱国将士的支援。冯庸大学师生从北平至上海，投效十九路军，张发奎从广东率部北上，请缨抗日。爱国军民共同谱写悲壮抗日的历史篇章。

　　然而，蒋介石不满意十九路军擅自对日军开战。陈公博叙述了蒋介石和他的一段谈话：

　　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

　　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的(地)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埋怨，是在公开场合说不出口的。不仅如此，还要表示政府抵抗之决心;大张旗鼓地张扬对十九路军进行支援。1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讨论了淞沪事变，决定：如淞沪事件属地方小事，我方固可让步，但如有关领土主权，则决不能丝毫让步，对暴力来侵犯时，必须抵抗。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宣言，表明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2月1日至2日，军事委员会在徐州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同时令十九路军驻京、常、锡、苏各师，迅速全部开往淞沪战场，并派航空署长黄秉衡率飞机两队共二十四架，赶赴上海参战。2月8日，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抗日将士，赞其“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五万元。2月14日蒋介石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参战。

　　背后的事件很令人吃惊。当十九路军抗日打到一个月出头的时候，由于日军在浏河登岸，侧面受敌威胁，不得不由闸北退到南翔。此时，急需援兵，为此，李济深和陈公博北上向张学良求救，希望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他们到了北平，顿时觉出冷水浇背。张学良没有动兵的意思，只以上宾招待他们，请吃饭，送行，样样周到;说到出兵的事，话语不着边际，使人像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以张学良的精明、干练，何以致此?因为他有难言之隐。李济深二人到北平之前一日，蒋介石的使者先到了，声明李济深等并不代表他的意思。冯玉祥请缨抗战，蒋汪置之不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扣留华侨给十九路军的六百万元赠款，并拖欠十九路军军饷。还有，上海税警团长王赓将作战地图带在身上，被日军搜去;何应钦与海军部长陈绍宽，“慰问”日军等。这一切，都不偶然。

　　十九路军在浴血抗日，政府在交涉。从1月29日至2月13日，国民政府在英美公使领事斡旋下，先后三次派代表与日方接触，寻找停战途径。13日，蒋介石电十九路军：保持十几日的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决战。但日军不打算停战，利用国民政府求和之机，增调援兵举行更大规模的进攻。和平无望，国民政府只得再战，增调江西、河南军队开沪。3月3日，国联开会。提议中日双方停战。同一天，日本宣布保护上海日本居民目的已达，决定在现占地区停止战斗。所谓“保护日本居民”，纯属谎言。日本在上海制造事件，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以声东击西的手法，掩护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目的已达，才同意停战。国民政府立即接受停战谈判。从3月14日起，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5月5日，由中国代表、外交次长郭泰祺，日本代表、公使重光葵等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划为非军事区，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兵;而日军在上海一些地区仍有驻兵权。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剿共”。这就是交涉的结果。

　　日本为了庆祝淞沪之战胜利，在上海虹口公园开了祝捷会。朝鲜革命者投了一枚炸弹，日本白川大将丧生，公使重光葵伤了一条腿，倒是这件事很使日本侵略者扫兴。

　　汪精卫大谈中国“外交的胜利”，说上海停战是“平等”的停战，“毫无对日屈辱之意”今后仍要如此“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下去。

　　全国上下，一致反对这一屈辱协定，谴责南京政府妥协退让，出卖主权。5月3日，上海各救国团体代表到郭泰祺寓所严词诘问，郭泰祺无理可讲，态度傲慢，宣读停战协定草案，借以压人。学生激于爱国义愤，用铜圆、茶杯打伤了郭泰祺的额角。汪精卫发表谈话，声言痛惩;电令上海市长迅速查明殴伤郭泰祺的责任者，“递解归案，严加讯办”。不久，汪精卫便派额上带着伤巴的郭泰祺任驻英公使。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对《淞沪停战协定》义愤填膺，发动监察委员们，对主持谈判事宜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出弹劾案。以协定未送立法院议决即签字生效为违法，呈请中央最高监察机关依法处理。蒋介石急忙从后台出来解围，派人到于右任家疏通，致于右任愤而赴沪。然后，国民党中政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常会，分别开会讨论，认定对汪精卫弹劾案不能成立。蒋介石在中政会上说：“本案手续上办理既无错误，当然不成问题。”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提出由各团体吁请立法院切实声明上海中日停战协定全部无效;并吁请监察院继续提出弹劾，责成汪精卫引咎自劾，否则法律惩戒。党政军大权在蒋介石、汪精卫手里，弹劾案被否定，谁吁请也无效，只能不了了之。

上海事件的处理开了一个头，做出一个样子。这就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就叫“不失领土，不丧主权”。以后对付日军的新侵略活动，沿着这条道走。

　　日本在上海停战，回过头经营伪满洲国，一方面进攻东北的抗日军队，以巩固其殖民统治;一方面扩大伪满洲国的范围至热河。南京政府对北方防务没采取有力措施。上海停战后，蒋介石立即把兵力集中到南方，6月7日，蒋介石离南京赴汉口“督剿”红军，15日，在庐山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蒋介石亲兼鄂豫皖三省总司令，在“攘外必先安内”口号下，调五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就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过程中，1933年元旦，日军炮击榆关，随即攻占。2月25日，日军开始进攻热河。3月3日，热河省汤玉麟弃城南逃。4日，日军唾手而得承德。之后，日军继续发动对长城各口的攻击，下一个目标是华北腹地。

　　丧师失地，全国有目共睹，无法掩盖，责任归谁?蒋介石从南方“剿共”前线到石家庄，3月9日，蒋介石与张学良晤于保定，要张学良承担榆关、热河失守责任，引咎辞职，以平民愤。张学良早在两天前已向南京政府电请辞职，蒋介石顺水推舟，在专车上与张学良商谈时说：

　　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

　　蒋介石安排张学良辞职后出洋治病。张学良本以为蒋介石此次北来会要他反攻热河，收复失地的;不料蒋介石只把失地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事。张学良抱头痛哭，对随从人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张学良下野，北方战事仍以东北军、西北军为主对付。中央军精锐主力继续留在南方打红军，只有十七军的两个师调到长城一线。阎锡山拨一部分军队归北平军分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一职，自1932年8月起，由蒋介石兼，也就是说，蒋介石不但在中央总掌军事，而且对北方军事负直接责任。但他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方“剿共”，故由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接受蒋介石在南方的遥控。张学良下野后，由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这样，华北、平津以及东北军落入蒋系之手。

　　事情很明显，蒋介石此次北上不是组织军队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而是解决失地责任和华北控制权。这之后，他把华北军事交给何应钦指挥，在保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由何应钦代蒋主持，坐镇华北。然后南返，与汪精卫策划对日“交涉”权力诸事，以解除对他南方“安内”军事的干扰。

　　汪精卫由于诸多原因，在上海停战后，于1932年8月6日辞职，把行政院交给了宋子文。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辞职，只给三个月假期。10月21日，汪精卫以养病为名去了德国。热河吃紧时，蒋介石不断电催汪精卫回国。汪精卫不带兵，不负责军事，要他回国当然不是为了“抵抗”，他的“长”处是“交涉”，在蒋汪合作的政府里的分工是对日谋和。对此，汪精卫有强烈的使命感，接到蒋介石的催归电，很及时地于1933年1月11日自德国杜平根启程回国，中途曾转道日内瓦，在国联发表一份声明书，谓中日争端并非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国无力对日宣战，但日本取作战方式时，中国将竭力御侮;日本南侵，中国将采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并进政策。随后取道法国，于3月14日抵达香港，17日到上海。

　　汪派骨干陈公博是最知道蒋汪合作及汪精卫使命内幕的人。他一针见血地说：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五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吧。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

　　汪精卫虽然回国，但表示他只在中央党部负责，提请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一直代理汪精卫行政院长职务，汪回上海当天，他发表声明：“汪院长为吾党先河，群伦领袖，值兹河山破碎，大敌当前，非汪主持大计不足以挽此危局”，“子文当于十七日停止代理院务，追随汪院长，尽其职责。”蒋介石从保定电请汪复任行政院长。3月26日，蒋汪在南京会晤，商定：对日外交汪精卫有最后决定权。有汪精卫主持南京行政，主要是对日交涉，蒋介石于4月2日又去了江西，继续指挥反共战争。

　　汪精卫回国后，先装腔作势、夸夸其谈地发表一通他对前段战争的看法，指责张学良不得力，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这时，长城各口中日双方争夺战正在进行。这一战从3月初至5月下旬，日军进攻长城线，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共投入三十余兵力，主要是地方军;中央军不及十分之一。日军十五万余，伪军十万。中国主力仍在南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战求胜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协的方针。

　　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决定成立北方政务委员会，属行政院，驻北平，和何应钦领导的北平军分会共掌华北全局，分掌政务和军事。关于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汪精卫先有一个方案，但蒋介石主张用黄郛，中政会里有几个人反对，汪精卫做说服工作，最后，5月3目的中政会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决定由黄郛担任。黄郛是政学系头目，与日本素有来往，把他推到前面，对日“交涉”顺手，汪精卫又多了一个膀臂，有利无害。

　　黄郛受命之后，就在上海与日本方面代表密谈停战问题。但对记者谈话不承认对日妥协，声明“本人当本中央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旨应付华北危局”。5月17日，黄郛到北平，立即与何应钦等开会，传达中央先办理停战的意图。然后根据日方要求，派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步兵上校徐燕谋作为军使，去密云向关东军求和。日本提出停战条件，黄郛、何应钦决定接受，于5月31日，双方日本关东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等，和中国北平军分会代表、北平军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等，签订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这又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它所规定的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撤退线，实际上默认了日军对长城以北中国领土东三省、热河的占领，并以冀东为“非武装区”，使华北门户洞开。

　　汪精卫为这个罪恶的协定辩护，否认丧失主权，否认对日妥协。全国舆论强烈抨击蒋介石和汪精卫。《国闻周报》发表《停战与华北前途》一文，指出：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入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是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何应钦、黄郛的背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骂他俩是千古罪人没有错。特别是蒋介石，不只何、黄听命于他，汪精卫也必须以他的意见为上。政务委员长的人选就是一个例子。汪精卫为《塘沽协定》辩解，但不否认自己承担责任，不能不认账，只是说：“谁叫我当行政院长呢!”

　　《塘沽协定》之后，与伪满洲国通车、设关、通邮，满足日本的要求，均由汪精卫、黄郛等办理。同样，以不同形式与蒋商量，有的曾先去江西听蒋介石的意见之后，再实际操做。这固然反映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不对等;更重要的还在于政府的工作以“剿围”红军为中心，政策的侧重点在内不在外。对日方针服从于“安内”的需要，给集中政府的力量于“剿共”创造一种环境。抵抗是为了“交涉”方便，通过“抵抗”和“交涉”争取停战，屈辱丧权，在所不惜。蒋介石直接主持“剿共”军事，汪精卫负责行政、对日工作，与之配合，因此，决策时，不能不围着蒋介石的意图转。

　　就这样，左一个协定，右一个协定地出卖主权。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向华北扩张，制造华北事变时，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又于同年6月27日同日本订立《秦土协定》，7月6日同日本达成《何梅协定》，使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随之而来的是蒋介石、汪精卫臭名远扬。人们自然形成的认识，所谓蒋汪合作的政府，实际上蒋介石是主宰者、实权派，所以认为汪精卫是替蒋介石“背黑锅”。也可能是“人各有志”吧，汪精卫甘心情愿“背黑锅”，和蒋介石一起“跳茅坑”，“臭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