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戊戌变法开始 慈禧为何与光绪决裂?

　　开栏语：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华声在线历史频道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在117年前的今天，1898年6月11日 (农历四月廿三)，戊戌变法开始。

戊戌变法，指1898年六月(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该变法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历史背景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们十分愤慨，他们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给光绪帝上了一份奏疏，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次上述被称为“公车上书”，就此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1898年，光绪皇帝采纳维新派的建议和主张，颁布诏书，开始变法，史称“戊戌变法”。

变法过程

1895年4月，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

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令其自谋生计。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添置船舰;扩建海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设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失败原因

1、资产阶级势力太脆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一次较量。资本主义尽管在中国已出现。但基础还非常薄弱，资产阶级也刚刚形成，很不成熟。相形之下，封建统治阶级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还具有强大的势力。

2、寄希于光绪皇帝。“幻想是弱者的命运”，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维新派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而难”。因此他们把变法的希望寄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以获取廉价的胜利。

3、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维新派尽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一度曾向英、日、美寻求援助，希望他们干涉后党政变，支持中国变法，结果落空。

4、缺乏军队支持。光绪皇帝是一个光杆，手中无一兵一卒。而维新派也忽略了事先取得军队的支持。大难临头，他们才想起了兵权，轻率地把赌注押到袁世凯身上，结果被袁世凯出卖。

5、敌视革命，脱离群众。维新派之所以要倡导变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他们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始终眼睛朝上，是变法运动缺乏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顽固势力略一反攻，使自己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历史点评：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但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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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戊戌变法"慈禧为何与光绪决裂?

公元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将光绪帝软禁于中南海涵元殿，然后下诏太后训政。自此，自6月11日始，历时103天的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史称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历代史家多认为是保守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的慈禧太后反对新法，武力反扑，导致的戊戌变法的失败。维新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的梁启超先生编写的《戊戌政变记》即把变法失败归咎于保守派与慈禧太后的阻力。这种说法固然没错，但深究历史细节，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同：都能接受洋务

异：光绪胆小懦弱却无父亲的谨慎，慈禧洞悉人性、工于心计

慈禧太后与清德宗光绪皇帝有三重个人关系：他们是名义上的母子;血缘关系上的姨甥;传统亲戚关系上的叔母与侄儿。光绪的生身父亲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就是慈禧丈夫咸丰皇帝的弟弟。而奕譞又娶了当时的懿贵妃慈禧的妹妹做福晋，生下了载湉，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历史记下了这样一幕，在慈禧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去世的当天晚上，在决定皇位继承人的会议上，慈禧一锤定音，过继时年只有四岁的载湉给咸丰皇帝和自己做儿子，并立为帝。而作为父亲的奕譞当场“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一生历经宦海沉浮的奕譞非常了解慈禧，更了解慈禧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紧抓皇权，让自己的儿子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而自己非但不能父以子贵，反而会因为与皇帝的关系而很有可能成为慈禧打击的对象。

奕譞一生谨小慎微，对慈禧始终恭敬有加。从得知儿子继位而晕厥这件事，可以看出奕譞的胆小懦弱，光绪则继承了他的性格;但长于深宫，未经政治历练的光绪却没有父亲的谨慎。

与之对照的是他的这位名义上的母亲，历经宫廷权斗而不倒的慈禧太后。正如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隋丽娟教授在《正说慈禧》系列讲座中所指出的：“慈禧具有自己所独有的能力，那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临危不惧、敢作敢为。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清王朝吸取朱明王朝的教训，对皇子的教育十分严格，刻苦读书是每个皇子从童年起的必有之义。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元1876年5月14日)尚不满5周岁的光绪皇帝正式上学读书。在光绪长达近二十年的读书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的老师翁同龢。翁同龢来自世宦家族，翰林出身，学富五车，是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他对光绪的教育没有拘泥于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纲常名教，而是结合急剧变化的世界大势，引入了新鲜的中外史地和激进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方面的课程。当时清政府正积极推进洋务运动，翁同龢把相关的事务和实物都纳入了皇帝的教育课程。

需要指出的是，翁同龢添加这些课程，事先征得了慈禧的同意。在光绪的教育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务实开明的一面。

慈禧没有曾国藩等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但具有政治家天生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中，较少顽固的守旧，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深刻影响了晚清的时局。

同：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

异：光绪亲政，慈禧训政

光绪十二年，当慈禧为了符合祖制和照顾舆论，假意主动提出光绪亲政的问题时，对慈禧真实意图心领神会的奕譞，随即领衔王公大臣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恳请慈禧训政的请愿行动，最终制定了一个被史书称为《训政细则》的“约法三章”，将训政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个细则规定光绪亲政后，慈禧的听政权、国家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全部保留。

光绪亲政了，但归政后的慈禧仍然牢掌大权。翁同龢看在眼里，也只能怨在心里，他的日记中一句“现在国事一切照旧”透露出了他对慈禧揽权的不满和无可奈何!这种一国两主的局面必然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帝后两党的形成。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

清朝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开启。在经济军事成就上，洋务运动并不输于明治维新。但是号称“天朝大国”人口土地面积远超对手的清王朝，败于维新变法不足三十年的东洋弹丸小国日本，这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有识之士。甲午战败意味着清政府推行了三十余年的“徐图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必须变法维新方能真正图强。

1895年5月2日，也就是光绪批准《马关条约》的同一天，在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以广东人康有为为首，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敦请光绪皇帝仿效日本与西方，推行变法。

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效果，但是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

虽然其间经过波折，但康有为并未气馁，坚持五次上书言变法。在翁同龢的斡旋下，光绪阅读了康有为自撰并呈送的《日本变政考》与《彼得大帝变政纪》，内心被其主张所打动，感到必须下决心变法挽救社稷。

那么慈禧对变法是什么态度呢?据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纪》记载，慈禧对请示的光绪皇帝表明了她的态度：“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慈禧这个表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她赞成变法，二是她主张在不违背祖制的情况下，有限度有节制地变法。

可见帝后两党在变法问题上初步达成了一致。正是由于历史上支持洋务运动思想的延续以及现实威胁的两重因素作用，让慈禧同意了光绪的尝试变法的主张。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光绪便于6月11日予以颁布，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既然慈禧支持光绪的变法，那么后来的戊戌政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同：变法方向上有共识

异：光绪为国而谋，慈禧为权而争

戊戌维新的主要内容有：废八股、办新学、鼓励私人工商资本、建新军、解除报禁。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

帝后两党虽然在变法方向上达成了共识，但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逐渐显现，更致命的是现实利益的碰撞在所难免。

为搬开挡路的守旧派，光绪下令将怀塔布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任用谭嗣同等为军机章京，架空守旧的军机大臣。最让慈禧不能容忍的是，光绪召见新军统帅袁世凯，试图抓军权。而慈禧也没有闲着，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绪连下三道上谕：一、下令免去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慈禧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掌握大权。

帝后两党的权力争夺渐趋白热化，过于急躁的维新措施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慈禧，威胁到了慈禧苦心数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权力架构，动摇了后党的权力基础。皇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不可触碰性，慈禧可以为了图强而容忍维新派的很多变法措施，但她绝对不会容忍帝党和维新分子架空她的权力。

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到宫中，发动戊戌政变，囚禁了光绪，大肆抓捕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逃亡，谭嗣同等拒绝逃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今日看来，谭嗣同的话隐含深意，一方面它表明了维新失败意味着从上至下的政治改良之路被堵死，中国的大规模流血已无可避免，另一方面它表明了改革者的高尚——不是躲在后面让别人去死的阴谋家。戊戌变法的失败同时揭示了一点：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必定顽固对抗社会变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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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的原因

上排左起：谭嗣同，杨锐，林旭，下排左起：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被处死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少时博览群书，好读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甲午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振，在浏阳倡立算学馆，开湖南维新风气之先。遍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吸收新学知识。1896年入资为江苏候补知府，在南京候缺，著《仁学》。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次年，又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8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荐，被征入京。9月5日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25日被捕，28日与林旭等六人遇害。临刑绝命词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被公推为戊戌六君子之首。所著《仁学》，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书中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名教”，宣传“君末民本”的民权思想，从世界的不断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能诗，风格雄健，富有爱国精神。著作编入《谭嗣同全集》。戊戌六君子年龄：谭嗣同34岁，康广仁32岁，林旭24岁，杨深秀50岁，杨锐42岁，刘光第40岁。

根据梁启超的查正，六君子被捕各有原因：

杨锐、刘光第

杨锐、刘光第：杨锐及刘光第乃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慈禧太后的助手荣禄亦恨他们最深，自然要求慈禧太后最先拿下他们。刘光第幼年时，父死家贫，母亲王氏在艰难竭蹶中，咬牙送子读书。虽然家里穷得每天只能买三文钱豆渣作菜，但她仍对刘光第督学极严，刘光第亦发愤读书，往往是三更回家，鸡鸣即起。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一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为案首(童子试第一名)，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得以继续攻读，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合作为寓所。那里风景诱人，屋外柳树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环境十分幽静。刘光第居此期间，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权贵，不应酬筵席，常是闭门读书，埋头著作。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绝，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机缘。这使刘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谭嗣同

谭嗣同：谭嗣同不想像汉朝张俭一样，四处望门投止而连累志士与好友。他亦希望以血唤醒国人变革的希望，故一心求死，拒绝逃亡。

林旭

林旭：林旭于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后，为报光绪帝知遇之恩，不顾安危，向慈禧太后力谏，保存光绪。最后惹至慈禧太后大怒，被掷入黑狱。

康广仁

康广仁：康广仁为康有为之弟。康有为及梁启超逃亡时来不及通知康广仁，最后康广仁在南海会馆被捕。康广仁虽在戊戌变法中只负责办报，但因为是康有为亲弟，所以慈禧太后要以弟代兄罪，送了康广仁到菜市口。

杨深秀

杨深秀：杨深秀于五人下狱后，感五人年轻有为，不应就此死去，于是为五人向慈禧太后求情。杨深秀正直不阿，竟演变成要求慈禧太后将权力交还光绪帝的争论，最后亦为此赔上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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