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郭沫若逝世 晚年为何变得"奴颜媚骨"

开栏语：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华声在线历史频道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1978年6月12日 (农历五月初七)，郭沫若逝世。

郭沫若 (1892-1978)，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县，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中国现代文学家、诗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人物生平

早年

郭沫若在《德音录·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郭沫若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庆“一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

流亡日本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抗战时期

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颂扬，但并未请求蒋原谅从前的事情，不久拜见汪精卫。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

他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内战时期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2]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个人成就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其中《天上的街市》和《静夜》被选入七年级人教版课本。《雷电颂》被选入八年级课本。

郭沫若的侧面

男女关系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和)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歌颂文革和贬低文革

1966年9月9日发表题为《文革》的诗词，歌颂“文革”的到来。“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五个月后，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郭老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历史点评：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

延伸阅读：建国后文人郭沫若为何变得"奴颜媚骨"?

123

建国后文人郭沫若为何变得"奴颜媚骨"?

郭沫若手书毛泽东诗句

李广田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散文家，在其诞辰100周年之际，其生前曾任校长的云南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纪念他的系列讲座,系里三位学者分别从李广田的文学成就、教育思想与实践、生平履历三方面分专题向研究生做了讲授。

讲座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之处不少，然而最让我深思的是宋家宏教授对李广田散文名作《花潮》的重读。《花潮》通过对昆明圆通山公园海棠花美景的描绘，表达出“春光似海，盛世如花”的主题。这篇写于1962年、与杨朔散文风格酷似的散文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作为现代散文典范灌输给了很多人;近年来，对其评价当然下跌，尤其是，在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三年大饥荒刚刚过去的1962年，居然赞颂“春光似海，盛世如花”，这和贺敬之于1959到1961年间在《桂林山水歌》中高唱“桂林的山来桂林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一样，在今天已被看成违背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良心，成为作品和生平评价中的一个负面减分因素。

然而宋家宏教授在对《花潮》的重读中细致分析了李广田写这篇散文时的环境和背景:当时三年大饥荒已经过去，七千人大会召开，毛做了检讨，社会政治局面出现晴朗的迹象;李广田自己也刚摘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又从云大副校长复职为校长。国家前景看好与个人处境改善，使他心情舒畅，笔下自然出现亮色——《花潮》与其说是颠倒黑白地描绘现实，不如说是在真诚的乐观情绪中抒发对未来的理想。这一分析和评价切实中肯，体贴厚道，相比之下，使人觉得对这篇散文的“粉饰太平”、“媚权阿世”等指责失之过苛过浮。(当然，从中我们也可看出，李广田毕竟不是鲁迅那样思想深刻、世事洞明、富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的作家，他的乐观很快遭到了幻灭。)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个文豪级的大人物，他早年以其才情横溢、大气磅礴的诗篇震撼文坛，被称为“最能代表五四狂飙精神”的诗人，建国后却写下了一大批风骨尽失、简直不堪入目的诗文。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

“我要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70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这样令人作呕的“诗句”，比《花潮》何止恶劣十倍?得到“斯文败类”、“一个人把中国文人的脸全丢光了”这样的恶评也算活该。

可是，我们能否摆脱一见这样的文字就想到“走狗文人”、“奴颜媚骨”的思维惯性，正如摆脱一见《花潮》就想到“粉饰太平”，而往郭氏的内心触摸一二呢?做为新文化运动的猛将，诗坛的泰斗，杰出的历史学家，他自己难道不知道这样的“作品”足以让他将来被订在文学史的耻辱柱上吗?不管他当时面对的是多大的利益诱惑或多大的现实威胁，也不至于要做得这么“丑”吧?那么，在献媚、保身、求利之外，郭氏在炮制这类文字的时候，是否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动机呢?如果有，那会是什么?

著名作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大学同学，在其回忆录《岁月与性情》里，周国平提到了当年的这样一件旧事：某日，周到郭家，闲聊中周国平有意问郭沫若，有人把毛主席的两句诗“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注解为“表达了毛主席对资本主义虽然发展得早、但必将被社会主义超过的坚定信心”，您认为如何?郭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也太牵强了吧?”于是周抖开“包袱”：“这正是郭老您写的注解呀!”郭沫若一楞，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这件旧事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首先，官居高位的晚年郭沫若依然保持着正常的艺术直觉，“牵强”与否，一眼看破，绝未象当时某些人一样“政治化”得成了个糊涂虫;其次，他的文字当然纯属阿谀拍马,但并未倾注心力,以至于想不起某话是出于自己之口，并非挖空心思卖力讨好;第三，郭沫若“入套”后的反应不是窘迫难堪、恼羞成怒，或者强词夺理、维护体面，而是“哈哈大笑”，足见其对自己的行为早有思考和判定，被人当面给个“不好看”不但在他意料之中，并且心中已怀有可对此不予介意的有力理由——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被奴化到了骨子里、完全失去了自我的人。

我们现在可以大胆猜想，郭沫若的“堕落”很可能是其很清醒地有意为之，否则不会表现得如此赤裸露骨。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荒诞的社会现实中，有人“佯狂”，而郭是“佯媚”：你不是要人歌功颂德吗?我有我的利益，有我的软弱，要我对你抵制、抗议和斗争，我的确做不到，但我可以万分肉麻、无比夸张地歌颂你一把!看着我的这么没有原则的“诗”，你是满心受用，还是觉得不好意思呢?感觉到嘲讽了吗?是，我把基本的尊严都丢在一边了，后人当然会骂我奴才走狗软骨头，但最重要的是，后人也许会想到，让一个放荡不羁的著名诗人，一个地位崇高的文学名家，一个学富五车的史学大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那该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呀……

推荐阅读：揭秘郭沫若为什么会与鲁迅失之交臂?

123

揭秘郭沫若为什么会与鲁迅失之交臂?

鲁迅先生逝世后，郭沫若曾作一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鲁迅先生逝世10年后，郭沫若著文纪念，再一次为自己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追悔莫及。他说：“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的可以说是失之交臂。”他们究竟为什么失之交臂，个中缘由确实耐人寻味。

最初的印象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学灯》增刊上，第一次读到鲁迅的小说，那就是《头发的故事》。他认为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郭沫若还坦言，这种感觉“直到他的《呐喊》为止”。

正因如此，当郁达夫劝他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没有再去读了。他说：“但我终是怠慢了，失掉了读的机会。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不过，他在评价鲁迅小说和周作人译作时，明显地尊重鲁迅的小说，认为小说为“处女”，译文为“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鲁迅却不领这个情，他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鲁迅由此谈到了郭沫若的翻译风格，委婉地批评道：“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年轻气盛，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鲁迅对此极不高兴，说：“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成仿吾不是赞许《不周山》吗，那么，《呐喊》二版时，鲁迅就偏偏删去《不周山》，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去不去广州

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谈到：“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所谓“三人”便是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又说，创造社同人在“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这几个人中便有鲁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盼望他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说，“今天看见中大考试委员会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后来，鲁迅又去信向许广平解释：“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鲁迅终究没有成行，他告诉许广平，与郭沫若及创造社间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如狂飙社的高长虹，“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

一直到1927年1月中旬，鲁迅才离开厦门来到广州，而此时郭沫若早已离开广州。

内山完造如是说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他们终于想到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可是，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联合的计划便突然产生变化。日本的左倾文学，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气壮。他和李初犁、冯乃超等人，反对联合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鲁迅和郭沫若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未谋面，此中缘由确实令人费解。

内山完造曾将他们两人进行过比较，说：“鲁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从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气质”，“鲁迅先生是纯粹的地道的文学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见，就永不动摇，至今不渝”。一个具有政治家的原则性，一个具有文化人的倔犟个性，当然都不会主动屈就对方，以弥合感情的缝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回避、躲闪，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时的尴尬和不安。

郁达夫的态度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奚落的资料。他们强加于鲁迅的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甚至使用漫骂的语言：“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

鲁迅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可此时的郭沫若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之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称快一时，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郁达夫看了都气愤不过，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行为，太令人失望，便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作了一首诗赠与鲁迅，以示声援：

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

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而不是连篇累牍，终不失为仁者风度、长者胸怀。

至今，他们之间还有一段难以厘清的悬案。上世纪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因寄创造社而了无着落。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

后来，他还向增田涉谈及此事。增田涉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披露此事。郭沫若读后极为恼怒，立刻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中的误谬》，以自作辨正。鲁迅在未读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态度，他写信告诉增田涉：“《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

没有不能忘却的恩怨

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深重、体质每况愈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周扬、夏衍等人最早提出，并作为上海进步文艺界的统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也有不甚了了之处，认为“国是蒋介石统治着”，所以，“用‘国防’ 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国防文学”口号，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所提出的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

鲁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时，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正如鲁迅所说，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

这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着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写成《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他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间的误解本可以烟消云散，可是，死神却一步步地逼近鲁迅，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郭沫若和鲁迅终未谋面，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没能冰释，这成为郭沫若一生的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