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彭德怀上万言书申冤 毛泽东有何反应？

开栏语：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华声在线历史频道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1962年6月16日 (农历五月十五)，彭德怀上万言书申冤。

1962年6月16日，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前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达8万字的信，申述自己遭受错误批判的冤屈，请求党全而审查自己的历史。

在年初的7000人大会上，中央决定给几年来被错误批判的人平反，但再次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4月，中央发出指示，加速进行干部甄别工作，这使彭德怀受到鼓舞。

彭德怀详述自己参加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的是非，特别申明自己在历史上虽犯过若干错误但并未组织什么反党集团，也无篡党野心，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没有联合任何外国搞过什么颠覆活动。

8月22日，彭德怀再次上书恳请中央审查，以确定自己错误的性质。这两封信后来被当作搞翻案的证据使其受到更严重的批判。

人物简介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湖南湘潭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16年进入湖南湘军当兵。1922年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1923年毕业，任湘军连长。1926年任营长，不久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冬任代理团长。1928年1月任团长。同年4月，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毅然选择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率部发动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11月率领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总指挥。

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参与指挥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在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屡建功勋。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lO月率部参加长征。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1936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任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东征和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秋，在华北组织发动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1943年9月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华北敌后抗战。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放弃延安后，指挥3万部队在陕北与敌23万人周旋作战，连战皆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战略决战阶段，率部解放了西北五省。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经过著名的五次战役，粉碎了美军对朝鲜北部的进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952年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免去国防部长职务。1965年重新工作，被任命为“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残酷迫害，多次被游斗。1974年11月29日逝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历史点评：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彭德怀同志都担任我军的高级领导职务，是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全军的得力助手;他具有非凡胆略和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他无愧是一代名将，毛泽东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延伸阅读：揭秘毛泽东读彭德怀"万言书"的真实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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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读彭德怀"万言书"的真实反应

彭德怀与毛泽东(资料图)

本文摘自《龙困与微行》，权延赤 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率苏共代表团前来参加大会的是米高扬。他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兼有“牛一样结实的身躯和令人敬畏的面孔”的彭德怀元帅。

“米高扬同志，”彭德怀像尊铁塔，近在咫尺地墩实在这位苏共代表团团长面前，以传统的中国农民的纯朴性，不拐弯不打结地当面诘问：“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

米高扬脸红这一问关系到政治人物的政治品质。

“他的错误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见，人死了才算旧账?”彭德怀皱起眉头，“他还能听到改正”

米高扬赧颜地耸起肩膀，双手一摊：“当时谁敢提呀……”

“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负责的态度”

米高扬避开彭德怀的目光，那目光太纯洁太正直……太天真。没有水晶一样透明的心是难以承受的。

他用诉苦的口气说：“谁提了谁就要掉脑袋!”

彭德怀眯细了眼，足足打量米高扬五秒钟，嘴角开始抽搐，流出一股嘲意。他的身体缓缓扭转，就在背过身去走开的一刹，右臂忽然抡起：“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两年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提出批评意见，并且呈上“万言书”。

他没有被杀头，但他还是折失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并且成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代表人物……

彭德怀上“万言书”的原因很简单，可以简单到两年前他朝米高扬抡胳膊：“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可以简单到一首民谣：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抢着胳膊跳出来。他这一“鼓咙胡”，便成了流芳千古的人民英雄。毛泽东所处位置，思考决不能像彭德怀那么简单;他所肩负的责任，也不允许他像彭德怀那么简单。在庐山，彭德怀是英雄，毛泽东也是英雄。这说法并非自相矛盾，恰说明了事物的复杂性;不能简单以胜败论英雄，又怎能以简单的对错论是非?

论述这个问题，须专门一本书，而非现在这本书所要完成的任务。本书只是将毛泽东思考的几个阶段几个要点列出来。

登庐山每上一公里路要转十七道弯。当毛泽东“跃上葱茏四百旋”时，正是“三面红旗”遇挫，面对一片“反华大合唱”。他恰似“一山飞峙大江边”，对于包围中国的骂声，他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泽东“冷眼向洋”看美国，看台湾，看苏联的赫鲁晓夫，决非像某些书里所写“冷眼看着他过去的战友们上山，一一收拾他们”……

形势座谈会开始不久，几位“促进派”向毛泽东汇报“彭德怀发言有问题”，毛泽东不介意，当着卫士们的面说：“此人是张飞，不就是提个意见呗。”

又一位负责同志陪毛泽东散步时汇报：主席建议从不同专区选一名战士到一中队，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况，彭总反对，说特殊化……

毛泽东听了仍是一笑而过。

彭德怀送上“万言书”，毛泽东也并未像某些书或文章的作者所想象那样“龙颜震怒”，当时在场的秘书、卫士长以及卫士都回忆过那经过：

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万言书”，把烟蒂拧入烟灰缸，苦笑说：“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他停下来，认真将一枝香烟插入烟嘴，继续说：“彭真、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吸燃香烟后，他还说过两句：“这个人敢讲真话。”“容易得罪人。”

只要不是书呆子，谁都懂这样一个基本道理：真话不见得是对话。正确与否的标准不只是简单一个真话假话，还与时机、形势有关，更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关。同样一句真话，十年以后讲也许是对的，十年以前讲也许就“错”了，错在不利于大局。

毛泽东在承认彭德怀是讲了真话的同时，也敏感到了另外两个问题：一是赫鲁晓夫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当面嘲讽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在“万言书”里也用上了这个观点。二是“促进派”提醒毛泽东注意信中的“抱怨情绪”蔓延开来，“乱了思想”、“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可不得了!

毛泽东当然明白非常时期(或叫困难时期)气可鼓不可泄的道理。他沉住气，要看看“另一种倾向”到底有多严重。

七月十七日晨，庐山上的与会者都拿到了大会印发的被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文件。第二天，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向时，赫鲁晓夫也在波兰发表了批判和反对中国“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讲话。

七月二十日，张闻天发言支持彭德怀。第二天，苏联和波兰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了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论争。台湾中央社和美国各报迅速转载并评论了苏联的文章。这期间，山下一些党员干部的批评意见也纷纷送上山来。

于是，从杜勒斯到蒋介石，从赫鲁晓夫到山上山下的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恶意的攻击和善意批评便交汇混杂，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一个“合唱团”，形成一种“大气候”。

于是，“万言书”本身内容再也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对事业而言，毛泽东的威信，共产党对国家机构领导权的合法性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点，是远比彭德怀的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后人评说前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国情。实际上，不少人持同一观点：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渡难关。

七月二十三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苏，标志苏美开始握手。在这种“包围圈形成——的共识下，毛泽东同一天开始反击，在庐山会议上做了尖锐激烈的发言。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党中央委派聂荣臻、叶剑英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自述》也证明，两位元帅都反复讲明“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面利益来做检讨”。

由此不难看出，把彭德怀折于庐山，只归结于向毛泽东上了一份“万言书”，实在太简单太肤浅有人把时代错误简单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就更为错误。

当毛泽东凭窗而立，呼吸着庐山夜晚的凉气时，他思考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反击彭德怀，而是反击到哪一步!?

如果说“促进派”的汇报要求和“大气候”的影响，促成毛泽东数落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那么，有背后议论，会下“串联”，自然就变成了“军事俱乐部”，升级为“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八月一日，建军节。毛泽东已定下罢免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决心。

上午十点，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摇头。他违心地退一步，说：“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的。”

“还是三七开吧。”毛泽东一步不退。

“对半开。”彭德怀明白这关系到他的问题性质。

“三七开。”毛泽东也明白这个比例关系着定性。

彭德怀痛苦绝望地看看毛泽东，嘴角一紧，垂下头。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庐山是早晨。

毛泽东走出美庐，作睡前散步。

几十座避暑石屋安卧在绿荫掩映的山坡上，静悄悄不曾醒来。这些别墅式建筑多是蒋介石三十年代所营建，如今换了主人。每座别墅里都配有从全省筛选而来的年轻女服务员，她们服务的对象都是中国出类拔萃的人物。

晨光熹微，他的身影停在日出的位置。火花一闪，青烟飘起，迅速被风驱散。他一手夹烟，一手拄腰，放开视野。

长江水悠悠荡荡，鄱阳湖苍苍茫茫，雾岭云谷人迹渺渺，惟有他独个儿神情冷冷。

唉，历史就像眷恋山岫的云雾，在他面前脚下纠缠不休……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长征路上，毛泽东赠诗彭德怀，盛赞他是猛将，“像《三国》里的燕人张飞张翼德”，是开路的“先锋”。

能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转战陕北，国民党军长刘勘率七万之众迫在屁股后边，实在恼人。彭德怀替毛泽东分愁解忧，率两万部队去找刘戡，问毛泽东：“对刘戡要死的还是要活的?”毛泽东在电话里激励说：“张飞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于是，彭德怀一战而毙刘戡。若是“丈八蛇矛”的年代，便不只“击毙”，还要“斩下项上人头”哩……

能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抗美援朝，林彪怯阵，彭德怀慷慨请缨，打得美国人惊呼：“当年八国联军陷北京，现在十七国联军攻不下一个彭德怀……”台湾报纸甚至幸灾乐祸：“现在美国人不说国军不会打仗”翻翻世界史，好像只有毛泽东的中国敢于同世界性的联合国对立而不败，只有彭德怀成为打败世界性联合国军的东方将领……

能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白云悠悠，人世悠悠。

现在，彭德怀上了“万言书”;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说：“老彭啊，我们谈谈吧?”彭德怀抡起胳膊吼：“谈什么谈?没什么好谈的!”二十六日晚，彭德怀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骂粗话：“你在延安操了我四十天的娘，现在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

“张飞张翼德……”毛泽东深知其人地喃喃三遍。据说那天早晨他情绪一度流出哀凉。没有枪声的庐山，损折一员大将，值得吗?张飞这样的人物谈得上什么野心?你叫他当皇帝他也当不了，不肯当，毛泽东又怎能不明白?

但是，转瞬间他眼神里又闪出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处理彭德怀，关系“三面红旗”之争，关系他那“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关系到主义之争。举凡经天纬地的巨人，为主义之争，莫不可以牺牲一切。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可以牺牲六位亲人，也可以牺牲他的那颗将星——“张飞张翼德”。

他深知，现在的形势，尤其要维护那个“凝聚力”……

我准备在历史上担骂名。文人杜撰一个孟姜女，秦始皇就被骂了两千年。毛泽东多次说：无非骂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秦始皇不过坑了七十二个儒，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

他首先提出为秦始皇翻案，并且请郭沫若写了文章，发在人民日报。

每当日出之际，毛泽东常常发出深刻的生死感怀和人生慨叹，“人生易老天难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

你彭德怀讲真话，我毛泽东也是在讲真话。我讲了几十遍，“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就不能团结”。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这次上庐山，我们不晓得做多少次检查了，大做特做，他们就听不进去。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我就带头纠“左”，这不是真话?

上海会议，我感觉到纠“左”不力，讲了不满的话：“……我讲话不起作用这一次我要亲自挂帅，总书记为副帅。”你彭德怀张口就挖苦：“您不是早就挂帅了”

在北戴河，我四次叫卫士请你来谈话，你就是怠慢不来。这不是真话?

上庐山前，由武汉到九江，我在船上呼吁团结，你退出舱外不回来听，上得山又写“万言书”，这不是真话?

我多次检查反省：“我因易被感情驱使……个性不好束缚”，你“张飞”难道不要反省?只要讲真话就可以任着性子，不要那个团结那个“凝聚力”?

庐山就是一首苍凉的浪漫诗。十年后，毛泽东在此悟到宇宙的秘密，并且告诉了斯诺：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处境，变化是越来越快我看要不了多久，五百年或一千年，那时的人们再看我们这些人和我们所做的事一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定会觉得很可笑吧……

这种超越历史、超越时空的感怀，尽管苍凉，却并不忧伤。

一九五九年之夏，发生在庐山上的这一幕，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是悲剧式人物，但他们都是英雄做了英雄该做的英雄事。

彭德怀抡起胳膊为人民“鼓与吹”，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妻离友散，不怕从此开始的一连串厄运和苦难，也因此而更加流芳千古。

毛泽东作为经天纬地的政治家、大谋略家、一代领袖，在党和国家和民族陷于危困之际，不踌躇不沮丧，依然冲力高扬，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不怕为此担历史骂名，果断决策，保证和维护那“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以及丝毫不能损伤的“凝聚力”。无疑，这是战胜困难，渡过危机的首要条件。

他成功在随之而来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那样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成百万上千万的人，放在历朝历代都将是“盗贼蜂起，民变丛生”;一旦全国乱起来，在具有“啸聚山林”。“有枪便是草头王”和“军伐混乱”的“历史传统”的中国，更不知将死多少人，民族又将陷入怎样的灾难之中，社会又将发生多大的倒退!

但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在他断然地以非常手段维护了那支队伍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以及由此而强大起来的“凝聚力”，那种崩溃和混乱没有发生，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奇迹般地摆脱了困难，重新走上繁荣。

据老人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男人都没了阳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中国男人阳气转盛，中国女人大出风头，生育出一个英国又加一法国，大概还不止这个数。

毛泽东为庐山上的“胜利”付出的最大代价，不是折了彭大将军，不是为此担了骂名，甚至也不是随后刮起的第二次“共产风”，在全国饿死多少人……

他付出的最大代价，是越来越失去了真话。

毛泽东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个人品质，而在于时代和文化。他的个人经历和所受全部教育，不可能超越中国历史文化对他的限制。他可以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却难以胜任领导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他凭着中国文化所赋予他的全部智慧、勇气和力量，加之他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全部优秀品质，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探索。在这个探索中，他和他的战友他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建起初具规模的大工业基础，可以抬起头同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平等对话，平等交往。他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给了我们最终“腾飞”的政治保证和经济条件，使后人有了施展抱负和才华的可能。

不要嘲笑他的“三面红旗”、“大同邦、理想国”，那是一曲悲壮的歌，不甘落后的探索者的歌。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登上了吉普车，载着时代和文化给他的胜利给他的失败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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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彭德怀怒上"万言书"只因刘少奇1962年一句话

刘少奇和彭德怀(资料图)

本文摘自《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苏维民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5日晚，彭德怀到我的办公室，交来一份去湖南的调查提纲，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随他去湖南，帮助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来，对他说：“彭德怀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乡看看，作些农村调查。因为庐山会议后彭原来的秘书都回军委去了，这次他下去要求中办给他派一位同志帮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金石有些紧张，我对他说：“彭德怀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帮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

10月30日，彭德怀离京去湖南。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搜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彭德怀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希望去农村作调查。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我，要我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当即应允。次日，我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关系送他，实属憾事。又岂知，更为遗憾的是，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别!

杨尚昆和彭德怀友谊深厚，情同手足。1998年初，在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两篇文章的同时，他不顾疲劳，又开始撰写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的文章。他强调一定要把彭德怀最突出的特点写出来，主要写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无私无畏，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立下丰功伟绩，最后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弥坚，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杨尚昆去上海，我随行去上海档案馆查档。这期间，他还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反复讨论这篇文稿。不料，杨尚昆这次归来后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将军》一文是他最后的日子里在病榻上定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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