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李先念逝世 其如何从木匠成为国家主席

　开栏语：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华声在线历史频道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1992年6月21日 (农历五月廿一)，李先念逝世。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同志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大革命影响下，他积极投身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李先念同志就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同志一直从事军事斗争，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他骁勇善战，功勋卓著，在重大历史关头不怕牺牲、勇挑重担，敢于斗争、屡建奇功。

1927年，李先念同志率领农民武装参加著名的黄麻起义。随后，他随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先后参与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磨练中成长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他受命指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率先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同志详细汇报了川西北形势和红四方面军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同志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率先遣军和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贡献。会宁会师后，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西路军失败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率领西路军余部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疆，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同志是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受党中央重托，前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地区，开始了创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历程。他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先后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五师，开辟并发展起鄂豫边区这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不失时机发展壮大人民力量，领导创建了拥有1000多万人口、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创建了拥有5万余人正规部队和30余万民兵的武装力量，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中原军区成为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的首要目标。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沉着果敢，机智灵活，指挥6万中原军区部队突破30万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并亲自率领北路突围部队转战千里，在战略转移中创建了豫鄂陕边区根据地。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显示了他统帅大兵团同强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他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之后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斗争和淮海战役后勤保障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李先念同志是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达26年，长期分管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倾注了大量心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同志主政湖北省，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1954年，李先念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务，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强调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确保国家重点建设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建议改善财政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党的八大前后，他支持防止急躁冒进的正确意见，强调“财政、信贷和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参与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为保障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受到错误批判。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努力协助周恩来同志维系国民经济运转，为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打开外交新局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期间，他积极配合和协助，为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付出了大量心血。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作为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他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倡导解放思想，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李先念同志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务实果敢的作风为实行和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要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而不要滥用行政方式，充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强调“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他十分重视在改革开放中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强调“把经济的发展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劳动者经常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才能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上世纪80年代，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参与制定对外政策，妥善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他经常去各地考察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情况并给予指导。他出访20多个国家，向世界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开展调查研究，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为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为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先念同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统一大业殚精竭虑，奋斗到最后一息。

　历史点评：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奋斗，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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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李先念:同从"木匠"成为国家主席

李先念是一个木匠。刘少奇也是木匠出身，至少通晓木工活。1951年夏的一个傍晚，刘少奇看到中南海迎熏亭正在修缮，忍不住走过去干了起来。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1983年6月，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刘少奇曾批评：财政部的报告是假平衡真赤字的报告。主管商业战线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我完全接受少奇的批评。后来两人一起为扭转我国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重要政策和措施，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恶性滑坡，事实证明挟持着沉重惯性的超速度经济巨轮必须急煞车，必须对实在高不可及的指标进行调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但是，到了1961年，在当时党内，尤其在高层领导人之间，在实际工作中对全国经济形势的认识，特别是对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是有明显分歧的。为了统一对“大跃进”的认识，认真规划经济建设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认识分歧。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是空前绝后的。

1月11日，会议召开。会议的原设想，是讨论修改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通过相应的决议，以便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全党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成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统一，指导今后工作。但是，这次大会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甚至更扩大了。在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下，李先念等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月21日和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李先念列席参加。此次会议后称“西楼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开讨论的问题讲透，并且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

会上，李先念向刘少奇汇报：为了完成中央制定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我们要从增产、节约和采取一些特定的高价措施等三个方面去力争平衡。综合起来，即：继续压缩社会商品购买88.4亿元;继续采取高价措施，增加回笼41.4至44.4亿元;增产和补缺口20亿元。在讨论财政、信贷、市场问题时，刘少奇指出：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果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这是对财政部1月7日向中央报告的批评。财政部的报告中论点虽然有财政赤字，但附的预算表却是收支平衡，没有揭露而是掩盖了矛盾。

会议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共同传达“西楼会议”精神，并请陈云再展开地讲一讲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统一大家的认识，并征求意见。

26日，国务院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会上，李先念发言指出：我完全接受中央和少奇的批评，财政报告是假平衡真赤字的报告;是掩盖矛盾而不是揭露矛盾的报告。回顾最近4年的财政工作，在获得很大成绩的同时，财政还是有赤字的。4年共收入2004亿元，支出1965亿元，结余39亿元。实际上，4年来农业产量有虚假，工业产值有虚假，库存减少，票子多发，物价上涨，唯独财政有结余，这是不可理解的。所以财政不是结余的财政，是个赤字的财政。

为了贯彻“西楼会议”精神，李先念主持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工作六条”)，规定：收回下放的一切权力，银行业务实行完全彻底的垂直领导;严格信贷管理，加强信贷的计划性;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不许用银行贷款作财政性支出;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各级人民银行定期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报告重要情况;加强银行工作的同时，必须严格财政管理。

3月9日，李先念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指出：没有钱，就向银行拿，这样做不成。中央已发了文件，决定(今年)在银行系统实行完全的彻底的垂直领导。各级党委要加强政治领导，保证银行计划的实现。对于国家批准、银行下达的信贷计划和各种业务制度，无权干涉。总行的规定不合理的，可以提意见，但是未经批准，不得变更。财政厅也不能插手，你们可以批评银行有主观主义，可以提意见，但是未经总行批准，银行一律不能给钱。建设银行也要像人民银行一样，恢复垂直领导，凡是不合制度的，一律不拨款。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财贸工作，少奇批评我们的报告，是没有解决问题的报告，是做官样文章的报告。少奇对我们的批评，我是百分之百的接受，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个错误我应当负责任。少奇的批评，既是对我们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批评，又是给我们工作很大的支持。我们应当严肃对待。财政银行部门要密切合作。财政同银行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银行要强调集中、堵住口子。财政的口子也要好好把住。财政银行要互相支持，共同堵住口子。财政部门还要强调研究经济。在处理财政问题时，要从经济出发，不能单纯从财政出发。

在这个时期，李先念以越是困难，越要满怀信心的精神，竭尽全力争取国民经济的好转。他参与和领导财政部门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与措施，不仅恢复和理顺了被打乱了的工作秩序与制度，并使其法律化、规范化，对推动国民经济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23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指出：总的来说，1962年在生产增加的基础上，在农民积极性提高、生活改善的基础上，实现了商品和购买力的平衡，回笼了货币，稳定了人民币的信用，保证了城市工矿区人民基本生活的最低需要，停止了商品库存大量下降的趋势。农村形势是好的，整个国家经济形势是好的，市场形势也是好的。12月5日，李先念在全国财政厅局长和中央各部财务司局长座谈会上再次指出：今年初刘少奇对财政金融工作的严厉批评，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少奇曾经批评过我们的预算报告是假报告，是掩盖矛盾的报告。中央一批评，许多同志清醒过来了。

对于刘少奇的批评，李先念曾回忆说：少奇同志为人严肃，批评很厉害，有时声色俱厉，好吓人!我们都有些怕他。但少奇同志也是最民主的，允许人家不同意他的观点，允许辩论。因此，工作上遇到问题，都愿意参加他主持的会议。特别是谁出了事情，犯了错误，又愿意首先去找他。他从不整人，从没有不求实地处理过哪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