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

开栏语：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华声在线历史频道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在43年前的今天，1972年8月3日 (农历荷月廿四)，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　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前天，(　八月一日　)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 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 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 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 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 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 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 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历史点评：九一三事件让毛泽东深受打击，他所发动的文革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在一片混乱之中，他也开始对用人的调整，“解放”了部分被打倒的老干部。邓小平敏锐的感觉到机会的来临，于是致信毛泽东，在揭发批判林彪的同时，也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查，称“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他在信中表达了对重新工作的愿望。国难思良将，接到信的毛泽东很快作出了批示，同意重新起用邓小平。1973年初，下放江西“接受改造”三年多的邓小平终于回到北京，并被一步步推到前台，第二次成功复出。

延伸阅读：邓小平为何在知晓林彪坠机后立即致信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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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邓小平的亲笔信，毛泽东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

      1971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5年时间，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劳动也满两年了。这年的9月13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的阴谋暴露后，企图叛逃国外，结果途中自我爆炸，机毁人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邓小平正式知道“九一三”事件的消息是在11月6日。这天，邓小平参加劳动的所在工厂--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突然通知邓小平夫妇去听传达中央文件。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传达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共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传达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和工人们一起认真地听着。传达完后，邓小平把文件带回到住处。

回到住处，已是下午1点多钟。邓小平一直没有说话。吃完午饭后，他上了楼，也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两天后，也就是11月8日，邓小平提起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还请求毛泽东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他写道：

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分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在信的最后，邓小平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写完之后，邓小平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毛泽东在看到邓小平的这封信后，曾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东兴回答说：“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毛泽东接着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在邓小平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写下了这样的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毛泽东在邓小平写给他的第二封信上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对毛泽东的震动很大，他大病了一场。尽管他对由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坚信不疑，并绝对不容他人置疑，但是，这也使得他不得不对一些做法开始进行反思。9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特别是在这时，毛泽东已开始逐步地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在解放大批老干部之时，毛泽东自然想到了邓小平。事实上，早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厉害时，毛泽东就曾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追悼会会场上弥漫着一层悲伤的气氛。人们没有想到，毛泽东突然乘车来到了追悼会会场，并同陈毅的夫人张茜谈了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他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春天来了，在毛泽东的关心下，邓小平的几个孩子都得到了安排，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邓小平。4月22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东兴同志：

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20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顾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

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解决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写道：

林陈反党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

邓小平在信中表示，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的心情的。

在表示高兴的同时，邓小平又冷静地意识到，他是在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来，他还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一是因为林彪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他心里清楚，林彪虽死，但中国的政坛仍然不会平静。老干部要想复出，阻力依然很大，如果不去争取，机会就会稍纵即逝。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毛泽东必然要重新考虑政治安排和人事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机，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时机。

因此，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除了表达对中共中央决定的拥护之外，也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他这样写道：

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邓小平还进一步明确地写道：

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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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邓小平这样写道：

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生，这里的春天，对我们太不习惯了。

虽然邓小平这时在江西的处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但是，为了争取回北京，争取出来工作，邓小平还在努力着。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和工人们一起，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行材料的传达。听完传达以后，邓小平回到住处提笔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两天之后，即8月3日，这封信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送出。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用较大的篇幅和真切的语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揭发、批判之后，对于自己的“错误”，邓小平简要地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应有的承担。在信的最后，他再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要求。他写道：

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这封信后，很快于8月14日作出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在这里，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最后又写道：“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要重新起用邓小平，但对邓小平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他已开始认真地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

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然而，此时的中国政坛仍不宁静，要真正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不过，邓小平的处境确实是越来越好了。这一年的9月，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邓小平向江西省提出请求：请示一下中央，能不能在江西省内，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江西省革委会在这一基础上，作出了邓小平去井冈山地区的具体安排。

与此同时，在北京，周恩来于12月18日给纪登奎、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他在信中写道：“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1972年就这样过去了。

毛泽东向大家推荐邓小平：“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1973年来临了。“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中国的政治形势仍错综复杂。这时，周恩来得了重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的决定。

一天，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白栋材委托省委书记黄知真来看望邓小平，告诉邓小平中央通知他于近期之内回北京。听到这个消息，邓小平当然很高兴。2月3日，是1973年的春节。邓小平一家在江西热热闹闹地度过了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春节过后，邓小平又到景德镇看了看，并到进贤县见到了他的老秘书王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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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回北京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恋恋不舍地和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们告别。

2月19日，邓小平率领全家人告别在江西居住了3年多的小楼，从南昌出发，乘汽车到鹰潭。第二天上午11点多钟，乘上了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2月22日，火车到达了北京。

还在邓小平回北京之前，为了加强中央军委的工作，叶剑英曾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迅速改善邓小平的情况，恢复他的工作。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叶剑英先登门看望了他，之后特意去找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又同周恩来商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军委工作。

周恩来的病情加重了。为了邓小平的复出，他拖着重病的身躯，于2月下旬至3月初连续几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但是，以江青为首的一伙却根本不同意，百般阻挠。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充满了尖锐的斗争。

3月9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各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周恩来并告诉毛泽东：小平同志已回北京。当日，毛泽东即批复：“同意。”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这一决定发出以后，汪东兴向邓小平作了通报，并遵周恩来之嘱将有关文件送邓小平阅。事情进展得如此之快，这是出乎邓小平意料的。

3月29日，毛泽东在其住处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邓小平先来到了毛泽东那里。这是自从1966年9月之后，时隔7个多年头，邓小平再次见到毛泽东。见过毛泽东后，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由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当场作出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邓小平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日常工作，并开始介入有关的外事工作和会见外宾。

到了这年的12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毛泽东已下定决心，在更大程度上重用邓小平。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建设，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调的问题。邓小平参加了会议。

12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向大家推荐了邓小平。他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然后，他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

12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宣布说：“我们现在请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然后，他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22日，毛泽东在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向他们宣布对调的命令时，指着邓小平又向大家推荐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当天，周恩来在病榻上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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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邓小平的复出，江青、张春桥一伙恨之入骨，他们不仅处处刁难，而且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同江青、张春桥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5年1月5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很快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复出后的邓小平，面对军队的混乱局面，发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号令

邓小平复出之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各方面的工作都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面对这种混乱局面，邓小平不顾刚刚恢复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决定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使各项工作走上正常的轨道。

整顿的工作艰难复杂，邓小平首先把突破口选择在军队。由于林彪反党集团干扰破坏军队的时间长、涉及面广，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正常工作，造成了全面而深重的破坏。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后，“四人帮”又想插手军队，企图把军队搞乱，乘机夺取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军队已被搞得相当混乱。

1975年1月14日，邓小平在听取总参谋部三位副总参谋长汇报时，就军队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到军队的干部问题时，他说：“干部互相调换问题，主席讲了好多年了，还没有执行。部队也要互相调防。现在有的干部和有些部队陷入了派性，凡是陷到派性里的一定要调出来，各地区可以对调。这个问题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毛主席又有指示，现在没有落实。省军区、大军区、军兵种的干部，都要互调。干部要换换地方，部队也要换换地方。总参、总政要搞个计划出来。”

1月19日，邓小平又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针对军队要安定团结的问题讲了话。他说：“军队也有安定团结问题。前几天，我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过，不管几项工作任务，今年每个党委第一条是要安定，要团结。军委只准备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如果说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就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当然还有好多其他的问题，但主要是这两个问题。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后，还要开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军队的思想问题一大堆，例如派性同党性不晓得哪个强哪个弱。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批林批孔当然是重要的内容，总还有别的吧。如连队工作、党的工作，解决这些问题要开个政治工作会议。政治工作问题也可以向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但是需要有个专门的会议。”

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思想。

“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道，“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提高声音继续说：“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邓小平最后说：“今天就是同大家见个面。军队究竟怎么搞法，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议。但是我想，刚才说的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这些原则是不会错的。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希望我们总参谋部所有的干部，本着这样的精神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军队较大会议上讲话。这一讲话，指出了军队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奏响了“军队要整顿”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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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要整顿，但整顿什么?怎样整?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邓小平同叶剑英商议后，决定召开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进行研究。举行这样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叶剑英早有打算，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一直没能召开。现在，经过紧张的筹备，1975年6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了。7月14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就军队整顿的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后，对军队的状况进行了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军队受的赞扬太多了，所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

问题提得十分尖锐。在指出了军队存在的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后，邓小平明确了军队整顿的任务和内容。他说：“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惰，要联系起来解决。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选得对，要好好了解。这次整编，一直到连的干部都要选得比较好，更不用说营团以上的干部了。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的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

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于7月15日结束。会后，一场大整顿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为了把军队的整顿顺利进行下去，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又作了多次指示。8月27日，他在同军队一些老同志谈话时说：“军队是国家的核心，任何国家都不例外。老同志要把军队整顿好，不要打派仗、打烂仗。各级领导班子、核心要害部门，要掌握在党性好的同志手里。”“资产阶级派性是从个人主义发展起来的，有派性的人掌权不放心，至少要拆散，交流一下。在一个地方搞不好的，要换个环境。配干部不能照顾情绪，有派性的要坚决调离。”

11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又围绕军队高级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的问题讲了话。他说：“高级干部怎么年轻法?我提个意见，选40岁左右的人，40出头也不要太多，一是在职，一是在学校训练。”“这样搞，用5年时间，或多一点时间，军的干部能搞到40多岁，不超过50岁，师不超过45岁。不能把优秀的干部统统放到现职，可以先进学校，学点东西。学制要缩短，比如一年，再当一年的师长，当一年军长，这样就上来了。军队要打仗，干部就得要年纪轻的，这和地方干部不一样。”“还有一个怎么训练的问题。师以上干部，现在就要注意怎样选拔人。把优秀年轻干部选进学校培养，然后有的可以当半年团的干部再提上来。有这么一段指挥经历，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不一样了。经过五六年时间，使军一级干部不超过50岁，50岁就大了一点。怎样培养高级干部?是一下提上来，还是把优秀年轻干部先送进学校培养，经过团、师的锻炼再提上来?经过团、师锻炼……管理经验、政治经验就不一样了。政治干部的培养可以不同。军事指挥干部要有合成军指挥知识……”

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下的军队整顿，是后来军队改革的试验阶段，也可以说是军队改革的前奏。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也在1975年试验过一段时间，只不过当时的名称叫做“整顿”。由于军队整顿反映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和愿望，因此，整顿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受到了周恩来的称赞。

1975年10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已很严重，为“延长生命”，医疗组又为周恩来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但是，军队整顿和全国各方面的整顿一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激烈的斗争。伴随着1975年初冬的寒流，一场新的斗争也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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