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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长沙会战 蒋介石为何曾下令放弃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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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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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语: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华声在线历史频道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在76年前的今天,1939年9月10日 (农历七月廿七),第一次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为“长沙会战”,或称“长沙保卫战”。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集结重兵与日军在战线对峙。前2次长沙会战,双方都自称获得了胜利。从战术上看,双方并未分出胜败,中国军队的损失更大;但从战略上,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可以认为是抗战中的胜利。第3次长沙保卫战则是一场典型的胜仗,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终将日军击退。第4次长沙会战日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战前形势

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1938年10月,日军广州、侵占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的三次会战。

①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企图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1939年9月,日军调集10万人,分路进占湘北岳阳东南地区、鄂南通城地区、赣北奉新、靖安地区。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师约20万人,将进占赣北鄂南之日军阻于献钟、修水地区。进至长沙东北金井、桥头驿一线的日军,遭守军抗击、民众袭扰,加之补给困难,被迫北撤,恢复战前态势。

②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初,日军调集约12万人,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7万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采取逐次阻击,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歼的方针,将突入长沙市区和进至株洲之敌全部歼灭并乘胜反击。日军被迫北撤,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③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中旬,日军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分兵两路进攻长沙。薛岳指挥13个师,约17万人兵力,组织防御。日军攻击受挫,伤亡严重,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由赣北西进的日军也被击退。会战结束。

 重要影响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挫败了其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从而有助于引起欧洲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面对着德军的强大攻势,苏联战局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作战中虽然损兵折将,日军也一度攻进长沙,但最后日军还是撤出了长沙,中国战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第三次长沙会战紧接太平洋战争而爆发,当时日军一路势如破竹,同盟国军队接连败北。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这不仅对中国国内,对同盟国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这次会战的胜利引起了盟国、特别是英、美的广泛关注。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过程中的1942年1月1日,世界上26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四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1月3日,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

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还通过他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薛岳一枚美国勋章。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自尊、自强,才能赢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与平等对待。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荣誉与平等待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应该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才换来的。

第四次长沙会战

第4次长沙会战为中日战争末期的大型战役之一,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月揭开了序幕。这次会战又叫做长衡会战。是指1944年(民国33年)5月至8月,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豫湘桂战役中,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湖南长沙、衡阳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从5月27日到6月19日,中日双方以争夺长沙为目标在湖南北部地区作战。攻击的日军人数约有36万,守势的中国国军约有30万。6月16日,逼进长沙的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6月19日中国军队撤退,日本攻陷长沙。

伤亡人数

中国军队:17,000余人(其中5,000余人阵亡)(中国官方数字:6,000余人)

日本军队:19,380余人(含瘟疫伤亡总数达30,000余人)(日军陆军部官方数字:1,186)日军在衡阳之战中使用了毒气弹,据美军14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汤姆森上尉的研判,日军所使用的是芥子气与路易氏气混合物。衡阳陷落后,日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

长沙,衡阳驻军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态,展开抗战史中最光荣之一页,相持47日,不徒予后方以从容布置时间,且使太平洋美国毫不顾虑而取堞班岛。东条内阁穷于应付而急速崩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了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总统颁训词:“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7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抗战八年,战死疆场之英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土,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为衡阳守军。”

 指挥长沙会战的抗日将军——薛岳

薛岳,又名仰岳,1896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后在国民革命军李济深第4军任师长。1935年任贵阳绥靖主任,曾代理黔省主席。抗战开始后,薛岳主动请缨杀敌,率部参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1939年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两湖和江西部分地区对日作战。

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后,粤汉间的湖南成为日本侵略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日军在两次攻占长沙均未得逞的情况下,于1941年12月23日,又以第40师团主力发动了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薛岳总结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利用湘北复杂地形,与日军决战的“天炉战法”。日军先乘大雨和夜色突破了中国军队前沿阵地,渡过新墙河,扑向汨罗江北,并与沿粤汉线南下的日军第3师团会合后,很快攻至汨罗江南岸,进入中国军队预设之决战区域。薛岳向所部官兵下达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他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日军第3师团在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阿弥岭等中方阵地发起了进攻。薛岳下令第10军李玉堂布下巷战阵势,守卫长沙市区。双方在长沙东南郊展开激战,拼死争夺,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日军的攻势受挫。为了加强长沙防守和反击力量,薛岳又调第77师进入长沙预备作战。与此同时,他部署外围的中国各军由远处向长沙逼近。当日军看到被中国内外线兵团包围的危险准备撤退时,薛岳即命令各部队从不同方向对日军展开围追堵截。日军且战且退,损失惨重。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利用湘北山丘河流交错纵横的复杂地形,继续以各种方式追击,使日军处处挨打。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整个战役共歼灭日军5万多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抗战胜利后,薛岳被委任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同年底任海南岛防卫总司令。1950年5月去往台湾。

历史点评:发生于1939年9月-1942年初的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展开的三次重大战役。这三次战役,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地位和影响。蒋介石曾称赞道:“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延伸阅读:蒋介石欲放弃长沙 薛岳吵架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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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欲放弃长沙 薛岳吵架保卫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伏在长沙天心阁城墙上英勇打击日军的中国士兵

长沙保卫战,是薛岳“吵架”吵来的?

“长沙保卫战,就发生在长沙,但对于大多数长沙人来说,他们肯定没有很多了解。”长沙文史专家梁小进和陈先枢两先生,不约而同就此下了一个“断语”。

他们说,毕竟,长沙保卫战发生在七十年前的抗日战争中,七十年来的风雪难免会遮断人们回望历史的视线。现在到了重新为人们讲述长沙保卫战的时候。

梁小进说,其实长沙保卫战是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吵架吵来的,而知道这一事实的长沙人不会很多。

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长沙保卫战达三次之多。可见长沙战略地位的重要,不然,敌人吃了一次败仗,不会一而再,再而三,不甘心不死心地向长沙反复进攻。纵贯中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粤汉铁路当时正掌握在长沙手中,长沙以北的洞庭湖平原为中国第一大米仓。攻下长沙,可打通粤汉铁路,连接南北,出兵海外,同时也夺取了中国人的粮仓,可“以战养战”。所以,长沙保卫战不得不为民族的生存而壮烈进行。

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尚未爆发前的四五个月,当时国民政府统帅部已开始为湖南将要发生的战事着手研讨应对之策。

蒋介石综合高参建议,对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发出手谕指示:“如敌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会战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先放弃长沙,于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以致命的打击。反攻计划如能布置精密,运用得当,必可取得最大之胜利。”

蒋介石的想法,就是放弃长沙,保存中国军队的实力,再伺机打击敌人,以空间换时间。

1939年9月,驻扎在湖北、江西的日军调兵遣将,敌寇侵犯长沙的企图十分明显。此时,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仍在长沙“守”与“战”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白崇禧及参谋本部数位人员均不主张坚守。蒋介石听从众人的议论,再次要求第九战区放弃长沙。

但9月中旬,日寇猛攻湘北新墙河,突破战线,并与洞庭湖东岸登陆的日军两路夹击汨罗江边的中国守军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对薛岳下令:“如不遵令立撤汨罗守军,则今后长江以南地区有失,责有攸归。”

薛岳反对放弃军队,先令各军继续抵抗,后在军令前迫不得已,下令撤退,让出汨罗江防线,日军滔滔不绝长驱直入。

9月29日,日军前锋已抵达浏阳永安、长沙北乡桥驿,长沙城内已能听到日军的枪炮声。

蒋介石听闻薛岳不听命令,立即派陈诚与白崇禧星夜驰程,赶到湖南,协助薛岳处理一切,并宣示蒋介石“不守”的命令。

陈诚和白崇禧来到株洲南面的渌口,在第九战区司令部向薛岳当面传达蒋介石的意旨。薛岳仍坚决认为:“军人守土有责,不忍轻言撤退”。

白崇禧认为,此时最应当坚持持久抗战,以保全中国军队实力为急务。白崇禧认为日军侵犯长沙,就是想伺机寻找我军主力,加以消灭。

薛岳愤然说:“如果总是让我带兵退却,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今后不敢再穿军衣了。”

陈诚见两人相持不下,就劝两人说:“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再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此长期退却,纵使中国土地广阔,也有退到没有退步的时候,究竟应在什么地方,可与敌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形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

薛岳深信,他所统领的第九战区军队士气甚盛,可以一战,并称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其他部队均在英勇作战。

陈诚一方面安抚白崇禧,同时令薛岳反攻;一面将薛岳决心抗战,坚守长沙的情况报告蒋介石,请准许薛岳因时因地制宜。

10月2日,蒋介石批准可守长沙,并下令反攻,对深入长沙的敌寇予以猛烈侧击。

此时,日军因湘北道路被破坏,进入湖南的机械化部队不能展开,且孤军深入,薛岳早已调集各方面军队进入各自阵地,湖南民众积极踊跃自动协助国军作战,从10月2日下令反攻开始,到6日,五天之中,在国军打击下,日寇溃退120公里,10月19日,湘北仍然恢复原有的以新墙河为界的态势。长沙城屹立不屈。

对于这场争吵,有人认为,白崇禧的原计划是想在长沙以南与敌人决战,理由是诱敌更深入,可更有利于歼灭日寇。

薛岳主张在长沙以北决战,似乎是认为在长沙以南打,第九战区要负放弃长沙之名;在长沙以北打,则有保卫长沙之名。同样牺牲,当然在长沙以北决战合算。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要在长沙以北决战。此后的两次会战,即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都是为“保卫长沙”而战。

浏阳河与捞刀河间,确实是个布“口袋阵”的好地方

薛岳指挥的三次长沙保卫战,之所以把战场摆在长沙,是因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通晓地理。一直研究长沙地方史的专家陈先枢认为。

他说,薛岳的个性刚愎且坚毅,在用兵上,十分注重谋略。薛岳的记忆力惊人,在作战之前,必定关门闭户,凝神静气,贯注精神在地图上,因此,对于战场的一山一水,一丘一陵,他都了如指掌。每当战役开始,一旦他认定的事情,极少改变,看到机会,他就会以极大决心,命令部属冲锋陷阵,不惜决战牺牲。

就地理而言,长沙地区西临湘江,南高北低,尤其在长沙城北的东面和北面,浏阳河、捞刀河,像个口袋,袋口摆在长沙南面,北面是袋底。如果能将敌军赶到浏阳河、捞刀河谷,作为决战地,则可以聚而歼之。

当然,“口袋阵”是看多了演义小说的市民的俗称。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总结前两次保卫战的经验教训,所设定的阵法,是更具科学性的“天炉阵”。

薛岳自己说:“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的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的兵力,施行反击和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又如炼丹,故名。”

薛岳在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就已经定下了天炉战法,并且印成手册,发给高级干部,预先排兵布阵,12月中旬侵犯湘北、敌锋直指长沙城的敌军,不过像棋盘上被掌控的棋子。薛岳说,他已“选定新墙、汨罗二水间为伏击、诱击地带。捞刀、浏阳二河间,为决战地带。并令战时民众加紧犁田、蓄水、削路工作”。所以,当日寇第三次侵入湘北,进犯长沙,薛岳让守长沙的第十军像磁铁一样紧紧吸住日军,同时各路援军齐进,以优势兵力包围日军。

当然,1942年元旦攻打长沙的日军也察觉到中国军队的意图,他们努力投入主力,想以最快速度拿下长沙城,甚至已有队伍攻入长沙城内的坡子街、黄兴路。日军在长沙城南面的金盆岭、东瓜山、黄土岭、侯家塘等地,更投入优势兵力,想把我守城的第十军彻底摁入长沙城北的口袋中,但长沙守军顽强坚守。等到1942年1月4日,前来包围日军的中国援军在长沙城南雨花亭吹响冲锋号时,敌人听到背后雄壮的号音,如闻霹雳,纷纷逃窜,最后大多数日军落入浏阳河与捞刀河河谷、影珠山下,这无异于“自投天炉,予我以熔化之机”。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取得歼灭敌军5.6万的伟大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中外报纸记者争相报道此次会战,称,本次大捷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遭到的巨大失败;三次长沙会战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台儿庄战役;我军不止是驱敌远去,更主动出击歼灭敌人。英国《每日电讯报》称:“际此远东阴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蒋介石在194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称:“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称:“数周以来,贵国之长沙伟大之战绩,非仅为中国之胜利,抑且为所有同盟国共同之胜利,而为打击整个轴心之胜利。”

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蒋介石被任命为中印缅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美英宣布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此后近两年,中国战场几乎没有战事,直到1943年11月常德会战再起烽火。(任草草 徐晖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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