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戊戌六君子就义 慈禧为何与光绪决裂

开栏语：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华声在线历史频道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在117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 (戊戌年八月十三)，“戊戌六君子”被处死。

上排左起：谭嗣同，杨锐，林旭，下排左起：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被处死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少时博览群书，好读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甲午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振，在浏阳倡立算学馆，开湖南维新风气之先。遍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吸收新学知识。1896年入资为江苏候补知府，在南京候缺，著《仁学》。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次年，又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8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荐，被征入京。9月5日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25日被捕，28日与林旭等六人遇害。临刑绝命词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被公推为戊戌六君子之首。所著《仁学》，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书中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名教”，宣传“君末民本”的民权思想，从世界的不断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能诗，风格雄健，富有爱国精神。著作编入《谭嗣同全集》。戊戌六君子年龄：谭嗣同34岁，康广仁32岁，林旭24岁，杨深秀50岁，杨锐42岁，刘光第40岁。

根据梁启超的查正，六君子被捕各有原因：

杨锐、刘光第

杨锐、刘光第：杨锐及刘光第乃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慈禧太后的助手荣禄亦恨他们最深，自然要求慈禧太后最先拿下他们。刘光第幼年时，父死家贫，母亲王氏在艰难竭蹶中，咬牙送子读书。虽然家里穷得每天只能买三文钱豆渣作菜，但她仍对刘光第督学极严，刘光第亦发愤读书，往往是三更回家，鸡鸣即起。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一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为案首(童子试第一名)，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得以继续攻读，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合作为寓所。那里风景诱人，屋外柳树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环境十分幽静。刘光第居此期间，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权贵，不应酬筵席，常是闭门读书，埋头著作。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绝，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机缘。这使刘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谭嗣同

谭嗣同：谭嗣同不想像汉朝张俭一样，四处望门投止而连累志士与好友。他亦希望以血唤醒国人变革的希望，故一心求死，拒绝逃亡。

林旭

林旭：林旭于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后，为报光绪帝知遇之恩，不顾安危，向慈禧太后力谏，保存光绪。最后惹至慈禧太后大怒，被掷入黑狱。

康广仁

康广仁：康广仁为康有为之弟。康有为及梁启超逃亡时来不及通知康广仁，最后康广仁在南海会馆被捕。康广仁虽在戊戌变法中只负责办报，但因为是康有为亲弟，所以慈禧太后要以弟代兄罪，送了康广仁到菜市口。

杨深秀

杨深秀：杨深秀于五人下狱后，感五人年轻有为，不应就此死去，于是为五人向慈禧太后求情。杨深秀正直不阿，竟演变成要求慈禧太后将权力交还光绪帝的争论，最后亦为此赔上性命。

历史点评：六位君子乃中国社会改革之先驱，在十九世纪末那段中华民族最屈辱的岁月，在那个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乱世，六人则用自己的青春之血化为一盏明灯，指引后来者自省前行，启迪那些拥有良知与头脑的国人对于民主政体的认知。在这个六位先辈的祭日，国人更需要铭记的那段不堪的历史，以史为鉴，让国人能够居安思危，自强不息，那我中华辉煌之日将不远矣，若六位君子地下有知，定会欣慰无比。

延伸阅读："戊戌变法"慈禧为何与光绪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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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慈禧为何与光绪决裂？　

核心提示：最让慈禧不能容忍的是，光绪召见新军统帅袁世凯，试图抓军权。而慈禧也没有闲着，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绪连下三道上谕：一、下令免去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慈禧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掌握大权。　

文章摘自：《北京青年报》2013年06月14日第C5版，作者：卢羿，原标题：当懦弱冒进的光绪碰到工于心计的慈禧……

6月11日为戊戌变法115周年为国而谋者为何难敌为权而争者——

公元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将光绪帝软禁于中南海涵元殿，然后下诏太后训政。自此，自6月11日始，历时103天的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史称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历代史家多认为是保守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的慈禧太后反对新法，武力反扑，导致的戊戌变法的失败。维新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的梁启超先生编写的《戊戌政变记》即把变法失败归咎于保守派与慈禧太后的阻力。这种说法固然没错，但深究历史细节，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同：都能接受洋务

异：光绪胆小懦弱却无父亲的谨慎，慈禧洞悉人性、工于心计

慈禧太后与清德宗光绪皇帝有三重个人关系：他们是名义上的母子;血缘关系上的姨甥;传统亲戚关系上的叔母与侄儿。光绪的生身父亲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就是慈禧丈夫咸丰皇帝的弟弟。而奕譞又娶了当时的懿贵妃慈禧的妹妹做福晋，生下了载湉，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历史记下了这样一幕，在慈禧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去世的当天晚上，在决定皇位继承人的会议上，慈禧一锤定音，过继时年只有四岁的载湉给咸丰皇帝和自己做儿子，并立为帝。而作为父亲的奕譞当场“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一生历经宦海沉浮的奕譞非常了解慈禧，更了解慈禧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紧抓皇权，让自己的儿子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而自己非但不能父以子贵，反而会因为与皇帝的关系而很有可能成为慈禧打击的对象。

奕譞一生谨小慎微，对慈禧始终恭敬有加。从得知儿子继位而晕厥这件事，可以看出奕譞的胆小懦弱，光绪则继承了他的性格;但长于深宫，未经政治历练的光绪却没有父亲的谨慎。

与之对照的是他的这位名义上的母亲，历经宫廷权斗而不倒的慈禧太后。正如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隋丽娟教授在《正说慈禧》系列讲座中所指出的：“慈禧具有自己所独有的能力，那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临危不惧、敢作敢为。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清王朝吸取朱明王朝的教训，对皇子的教育十分严格，刻苦读书是每个皇子从童年起的必有之义。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元1876年5月14日)尚不满5周岁的光绪皇帝正式上学读书。在光绪长达近二十年的读书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的老师翁同龢。翁同龢来自世宦家族，翰林出身，学富五车，是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他对光绪的教育没有拘泥于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纲常名教，而是结合急剧变化的世界大势，引入了新鲜的中外史地和激进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方面的课程。当时清政府正积极推进洋务运动，翁同龢把相关的事务和实物都纳入了皇帝的教育课程。

需要指出的是，翁同龢添加这些课程，事先征得了慈禧的同意。在光绪的教育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务实开明的一面。

慈禧没有曾国藩等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但具有政治家天生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中，较少顽固的守旧，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深刻影响了晚清的时局。

　同：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

异：光绪亲政，慈禧训政

光绪十二年，当慈禧为了符合祖制和照顾舆论，假意主动提出光绪亲政的问题时，对慈禧真实意图心领神会的奕譞，随即领衔王公大臣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恳请慈禧训政的请愿行动，最终制定了一个被史书称为《训政细则》的“约法三章”，将训政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个细则规定光绪亲政后，慈禧的听政权、国家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全部保留。

光绪亲政了，但归政后的慈禧仍然牢掌大权。翁同龢看在眼里，也只能怨在心里，他的日记中一句“现在国事一切照旧”透露出了他对慈禧揽权的不满和无可奈何!这种一国两主的局面必然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帝后两党的形成。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

清朝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开启。在经济军事成就上，洋务运动并不输于明治维新。但是号称“天朝大国”人口土地面积远超对手的清王朝，败于维新变法不足三十年的东洋弹丸小国日本，这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有识之士。甲午战败意味着清政府推行了三十余年的“徐图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必须变法维新方能真正图强。

1895年5月2日，也就是光绪批准《马关条约》的同一天，在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以广东人康有为为首，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敦请光绪皇帝仿效日本与西方，推行变法。

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效果，但是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

虽然其间经过波折，但康有为并未气馁，坚持五次上书言变法。在翁同龢的斡旋下，光绪阅读了康有为自撰并呈送的《日本变政考》与《彼得大帝变政纪》，内心被其主张所打动，感到必须下决心变法挽救社稷。

那么慈禧对变法是什么态度呢?据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纪》记载，慈禧对请示的光绪皇帝表明了她的态度：“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慈禧这个表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她赞成变法，二是她主张在不违背祖制的情况下，有限度有节制地变法。

可见帝后两党在变法问题上初步达成了一致。正是由于历史上支持洋务运动思想的延续以及现实威胁的两重因素作用，让慈禧同意了光绪的尝试变法的主张。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光绪便于6月11日予以颁布，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既然慈禧支持光绪的变法，那么后来的戊戌政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同：变法方向上有共识

异：光绪为国而谋，慈禧为权而争

戊戌维新的主要内容有：废八股、办新学、鼓励私人工商资本、建新军、解除报禁。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

帝后两党虽然在变法方向上达成了共识，但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逐渐显现，更致命的是现实利益的碰撞在所难免。

为搬开挡路的守旧派，光绪下令将怀塔布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任用谭嗣同等为军机章京，架空守旧的军机大臣。最让慈禧不能容忍的是，光绪召见新军统帅袁世凯，试图抓军权。而慈禧也没有闲着，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绪连下三道上谕：一、下令免去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慈禧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掌握大权。

帝后两党的权力争夺渐趋白热化，过于急躁的维新措施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慈禧，威胁到了慈禧苦心数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权力架构，动摇了后党的权力基础。皇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不可触碰性，慈禧可以为了图强而容忍维新派的很多变法措施，但她绝对不会容忍帝党和维新分子架空她的权力。

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到宫中，发动戊戌政变，囚禁了光绪，大肆抓捕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逃亡，谭嗣同等拒绝逃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今日看来，谭嗣同的话隐含深意，一方面它表明了维新失败意味着从上至下的政治改良之路被堵死，中国的大规模流血已无可避免，另一方面它表明了改革者的高尚——不是躲在后面让别人去死的阴谋家。戊戌变法的失败同时揭示了一点：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必定顽固对抗社会变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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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张之洞曾赞同变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是鸦片战争史、戊戌变法史领域的专家，分别于20年前和10年前出版过产生很大影响的相关著作。近年，他埋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的“张之洞档案”，史料的新发现总让他觉得惊心动魄。

长期以来，研究戊戌变法，人们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而今人们渐渐发现，康有为语多自夸自扬，梁启超早期对老师又倾向于盲从盲信，很多重大而复杂的事件过早给出了结论。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在匆忙中搭建，根基不深。年轻一点的学者碰到茅海建常说，很多看似已有定评的“史实”，一考(证)即错。

茅海建的新作《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以留档至今的大量电报为基础，考索张之洞与朝廷、同僚、友朋之间的奏折函电，许多属于当时的高层秘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戊戌变法玄机的幽深侧面。

近日，茅海建接受本报《读+》专访表示，早于1907年张之洞获授军机大臣之前近10年，他有过一次进京辅政的机会，那次恰在“戊戌变法”前夕。

天分极高，脱颖而出

张之洞是晚清政界的特例，茅海建说。张有极高的天分，这种天分使他在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又在人才云集的翰林院大显才华，成为光绪初年风头十足的清流干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以军功封疆不同，纯以文章而发达封疆。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从殿试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员的出任，以及人生数次关键时刻，“慈恩”总是或显或隐。

张之洞的历史舞台主要在湖北。1889年至1907年他担任湖广总督。他创办汉阳铁厂，首设警察，多项“洋务”创下全国第一。张之洞虽是地方官，却心忧天下，时刻注视天下学术与思潮。他广致人才，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黄遵宪等时代俊杰莫不或慕名或受邀前来武昌，与他深谈浅晤。

他门生故吏半天下，幕中多有新派人士，为众多有志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士子官员所瞩目。他擅长处理涉外事务，就连京中守旧派人士也赞他“在湖北晴川阁上宴俄太子，礼仪不卑不亢”。

辜鸿铭曾有英文著作状写张之洞在武昌思考中国时局的生动写照：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要扮演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我曾经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开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顶楼召开。我至今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朝廷有大理寺卿弹劾张之洞，罗列四大罪状：怠慢政务、重用恶吏、滥耗钱财、总督衙门被毁不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用语大体属实，张之洞起居无时，常常下午入睡，晚上10时起来办公。他个人好恶重，花钱如泥沙。

但是茅海建认为，张之洞的事业大多是传统社会没有先例的，先行者自然会多走弯路，多付学费。

赞同变法，但反对康有为

张之洞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康有为，与康有过数度深夜长谈。那时，他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家人朋友劝他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最初他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筹款1500两白银支持康有为创办《强学报》，其中500两是自己解囊。

但在《强学报》创刊号中，康有为的做法引起了张之洞极大不快：康刊发不能公开的光绪帝“上谕”，并用旁注文字自诩自重。更“令人骇异”的是，刊物首页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纪年，擅自“奉正朔”。这在现代国家也不合规程。《强学报》只办了3期即被张之洞叫停，两人渐行渐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康有为进京，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张之洞对他们由警惕转向担忧。他认为康所主张的“平等、民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他们两个所理解的平等、民权，均与现代政治概念相去甚远)。

但张之洞毕竟是新派人物，从未向康有为“公发难端”。他不反对变法，只是希望来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为阐明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春主持撰写《劝学篇》，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二是针对保守官员的“迂说”。书多变法主张，经光绪帝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

茅海建指出，这部写于变法前夕的《劝学篇》，因间有“非康”言论，清廷清算维新派时反助张之洞“免议”。

一把火让他进京搁浅

就在“百日维新”前夕，清朝中枢有过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这一动议差点成为现实。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亲王奕 ，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而奕 寿日无多。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一旦恭亲王去世，将无人制约翁同龢。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是光绪帝的师傅。

在此背景下，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足足思考了3天。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张之洞接旨后一头雾水，四处打听“两宫”真实意图，知道自己入京后“或有大用”，却高兴不起来，推诿迁延，光绪帝则严词催促。

张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人在途中，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延烧到日本领事住宅。光绪帝下旨，着张之洞回归本任处理。有迹象表明，翁同龢对此旨出台施展了手段。此后北京政情大变，奕 去世，慈禧起用王文韶、荣禄、刚毅等取代翁同龢，电告张“勿庸来京陛见”。

茅海建感叹，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发，翁同龢不从中阻挠，张之洞应于戊戌年四月初(月底变法开始)到达北京。如果他辅政，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翁、张两人只是政策分歧，并无不可解的恩怨，也许会互为推重，形成政治平衡。张将阻止康有为一派的冒进和保守派的反动，清末新政或提前实施。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戊戌变法匆忙展开，100多天后，政变到来，血腥跟进。

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

读+：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很多，你此前也写过这方面著作，为什么再次聚焦戊戌变法？

茅海建：对于戊戌变法，我们也许该追问的是，我们已知的史实有多少是靠得住的，双方当事人对于“改革”的态度有多少交集，那些“改良”的标签有多少是值得推敲的。把史实弄清楚是当务之急。

我们研究历史，是希望找到问题出在哪。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我认为在于找到失败的教训。

对于历史不能简单化，不能史实一抹黑、史观粗暴化。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自我批判，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读+：为什么想到从张之洞档案入手？

茅海建：我研究戊戌变法多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可以说四处奔突。现在我重点研究张之洞的档案，就是希望从这个“兼具两面性”的代表人物身上，找到对于复杂历史谜团有所帮助的解答。我在那些档案材料中穿行，经常能够体悟百年前人们的喜怒忧乐，长处短处。

读+：你治戊戌变法史，觉得哪些史实搞清楚了，哪些还有很大疑问？

茅海建：首先，我认为戊戌政变是一个动态而非预谋的过程，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企图废帝。其中若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时间，仍是八月初六日。

其次，我认为政变初起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即未先请示慈禧太后，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

我们还注意到，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似未引起后党激烈反应。戊戌政变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而引发，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我这些观点，都是前辈已经作过的结论。我的贡献在于从细部上清晰了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做了一些确认、补证和修正。

我要强调的是，慈禧太后为什么在八月初五决定将回颐和园的日期推迟到初十日、为什么初六日亲政，这其中还缺少扎实的证据链，很多专家考证在我看来还站不住脚。对于我来说，这些依然像谜一样缠绕着我的心。这个谜底很可能藏在两位身居要职、知悉内情且有写日记习惯的大臣的日记里，他们一位是张荫桓，一位是王文韶。他们的日记迄今都还没被发现。

张之洞曾以最高礼待梁启超

读+：张之洞与康有为，为什么从交谊竟至决裂？

茅海建：以前的历史观念，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在改良上，认为改良太过温和。戊戌变法真相却恰恰相反。政变之所以在变法短短103天后爆发，问题就在于康、梁、谭等人太过激进，甚至是冒进。康有为等人明知光绪权力有限，急忙忙在权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挤异己，刺激慈禧。

戊戌变法是在慈禧太后全程监控下进行的，没有她的支持，新法一天也推行不了。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在境外接受记者采访，出示经他篡改的光绪“密诏”，将帝后矛盾公之于众。这种做法陷光绪于危险境地。

不仅仅是极端保守派，很多主张改革的人都对康有为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张之洞只是其中一个。

读+：张之洞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的看法有区别吗？

茅海建：有很大区别。梁启超第一次去武昌拜访张之洞，还只有24岁。那天张恰好娶侄媳妇，贺客盈门。张撇开宾客，专门与梁相见，拉了最亲的亲信陪同，宴至二更，许以优厚职务和年薪。我看了那么多“张之洞档案”，感觉这是他待人的最高优礼。但是梁启超仍以要办《时务报》辞之。张之洞不以为忤，一遇到机会，还提醒别人要对梁优礼有加。

后来张之洞越来越反感康有为的思想，对梁启超遵奉其师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仍有意做梁的工作，等待他改变态度。

最重要的思想家，最具远见的政治家

读+：你怎么看待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表现？

茅海建：首先我们要看到他是一个普通人，你看他被召入京辅政时，那种畏首畏尾、拖延抗拒，那种害怕揽事、害怕进入政治漩涡的心态。他深知京城政治生态复杂，不像我们觉得入京辅政是天降大任，他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安全。

戊戌政变发生后，张在悲痛之余(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被杀)，私下指责昔日的朋友黄遵宪是“康党”。“康党”在当时气氛下是很严重的罪名。黄遵宪很早就与张有过从，张曾经为黄的仕途铺过路。后来黄遵宪在奉旨处理《时务报》纠纷时，表现出心向康梁的一面，张之洞就此不能再原谅他。政变后有人想推举再用黄遵宪，征求他的意见，他用“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这样刻薄的词语形容黄遵宪。当然，人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因为哪一句话哪一件事就给人下定论。

读+：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张之洞的成就？

茅海建：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的转型人物，其在《劝学篇》中表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恰是那个转型时代最有实践意义的理念。

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而指引后来者，政治家则必须坚实地站在时代给他搭建的舞台上。对政治家来说，任何一种轻率的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险。

张之洞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不是那个时代最具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