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为何长征从未中埋伏

开栏语：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华声在线历史频道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在79年前的今天，1936年10月9日 (农历八月廿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消极防御方针指导下，屡战失利，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经很困难。中国共产党被迫领导工农红军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是分六批从五个地区出发的，第一批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赣东北前进。其后各批是：红六军团，1934年8月离开湘赣根据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同年10月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同年11月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离开川陕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同年11月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

最初时期，由于红军还处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长征进行得很不顺利，损失很大。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在那里召开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时红一方面军只剩下3万多人，蒋介石调遣了几十万军队进行围追堵截。红军打破了敌人的包围，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奇袭安顺场，爬雪山，过草地，与各种难以想象的险恶的自然条件作斗争，终于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次年，红一方面军除发展陕北根据地，还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作战。

1936年8月，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先后到达甘肃南部地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全部集中和部署就绪之际，迅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为此党一面指示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一面组织一方面军分左右二个纵队向南推进，进行接应。1936年10月9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彻底胜利。

三军大会师的地点为何会选在会宁?

(一)会宁北邻靖远，是红军北渡黄河实施"宁夏战役"的必经之地。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确定的红军会师以后的主要军事任务。

(二)会宁是陇中战略要地，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既占领了枢纽地区，又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会宁是合力歼敌，威慑敌军，争取运动防御作战胜利的需要。党中央部署"静会战役"，其目的就是为会师扫清道路，同时在运动防御作战中给敌以有力打击。当时在静会地区红军与国民党部队进行大小十余次战斗，三大主力红军是在战斗状态中实现会师的。

(四)会宁是陇中产粮大县，村落集中，加之民风朴实厚道，对红军集结 休整极为有利。

历史点评：红军长征中先后举行过多次会师，但会宁会师是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意义最深远的一次会师。在这次历时两年的殊死征战中，红军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毅力，走过了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11个省，经过了汉、苗、壮、彝、回、藏等约2亿人口以上的不同民族地区，挫败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英雄业绩。从此，我军紧密团结，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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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为什么红军长征从来没中过埋伏?

在万里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破译成功率几达百分百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国民党军从无破译红军密码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出于保密需要，直至上世纪80年代，蔡威的福建老家才公布了他的英雄事迹，并把埋在甘肃的遗骸运回家乡隆重安葬。

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够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如中央苏区失陷时、红十军团在怀玉山失败时，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1975年病死，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胡盛清摘自《常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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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女红军和丈夫一起走完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同年11月和次年4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分别离开原有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11月，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也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6月，第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同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结束了长征。其中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转战十一个省，最远行程约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贺子珍和毛泽东：贺子珍和毛泽东于1928年6月举行婚礼，地点是在江西永新县夏幽区澧田乡塘边村。贺子珍(1910-1984)，江西永新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上井冈山。

邓颖超和周恩来：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邓颖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谢飞和刘少奇：1935年12月，谢飞和刘少奇在瓦窑堡结婚。谢飞原名谢琼香。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和刘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1939年先后到鄂豫皖区党委、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

康克清和朱德：1929年，康克清和朱德在井冈山结婚。康克清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女子义勇队队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长征时曾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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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钊和杨尚昆：1929年，李伯钊和杨尚昆在苏联莫斯科结婚。李伯钊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闽西苏区、中央苏区从事宣传工作。参加长征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中共北方局宣传科长、中共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等职。

蔡畅和李富春：1923年，蔡畅和李富春在法国结婚。蔡畅，湖南湘乡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统战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等职。1949年春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

刘英和张闻天：1936年6月，刘英和张闻天在瓦窑堡结婚。刘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先后担任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地方工作部科长等职。1935年11月起任陕北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延安中央秘书处处长兼张闻天机要和政治秘书等职。

刘群先和秦邦宪：1928年5月，刘群先和秦邦宪(博古)在苏联莫斯科结婚。刘群先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任中央红军妇女队队长、干部休养连工作组长。到陕北后，继任全总女工部长。1937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图为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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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坚真和邓振询：1935年，李坚真和邓振询在瓦窑堡结婚。李坚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部长、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华中分局部副部长等职。1992年逝世。

钱希钧和毛泽民：1926年，钱希钧和毛泽民在上海结婚。钱希钧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开始在上海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1931年和毛泽民一起到江西瑞金，任《红色中华》发行科长、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等职。图为毛泽民。

廖似光和何克全：1930年，廖似光和何克全在广州结婚。廖似光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随干部休养连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工交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慧清和邓发：1929年10月，陈慧清和邓发在香港结婚。陈慧清，广东番禺人。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部仓库主任、粮食调剂局主任。1948年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职。

周越华和贺诚：1928年秋，周越华和贺诚在上海结婚。周越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四方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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