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陈独秀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

开栏语：历史上有无数个今天，无数个今天凝聚成历史。每个今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品鉴。华声在线历史频道以“历史上的今天”为切入点，寻找曾经此时此刻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动、或离奇、或让人开怀一笑……所有这些，我们都将一一呈现，以飨读者。

事件简介：在95年前的今天，1920年11月23日 (农历十月十四)，陈独秀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0年11月23日(距今已95多年)，陈独秀在上海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的正文分三个部分：(1)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经济方面，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政治万面，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因为政权、军队和法庭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社会方面，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

(2)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共产主义者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进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的实现，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所以阶级斗争就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资本家政府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而共产党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斗争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3)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现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斗争日见紧迫，其趋向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是说政权已经被无产阶级获得了，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陈独秀简介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历史贡献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

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说法不准确。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

第六，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历史点评：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如果不是后来转向政治斗争，他无疑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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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政变前陈独秀为何下令中共武装“交枪”?

  陈独秀 资料图

本文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佚名，原题为：《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眼中的工农武装》

大革命爆发后，工农运动空前高涨，工农武装问题日渐被提上党的议事日程。如何正确看待和领导工农武装的问题，直接关系着革命的成败。中国共产党接触和认识工农武装问题，开始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对于这一问题在认识上虽有某些偏差，但总体而言仍具有开创性意义。对陈独秀这一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其大革命时期思想的认识，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农武装思想。

革命需要武力

革命需要武力，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对此即深有感悟，发动新军起义即是突出表现。他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后，运用“‘造国’时代”、“政治战争时代”等话语阐述中国当时社会特征，认为“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而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就必须“组织真正的国民军”，这乃是建国的“第一步”，表明他明确了革命要有武力，建国需要军队的思想。

同时，陈独秀更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国情出发，主张革命中要突出注意军事行动。他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军事行动的工作要居很重要地位。”这是因为，首先，“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其次，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都是武装的”，而民众的势力还未充分组织起来，如果民众没有武装，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这里，陈独秀用绝对肯定句式(任何……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加强论证，突出了武力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加上因果论证的运用，使论述更为严密，增强了观点的无可辩驳性。然后从一般到个别，联系中国实际，阐明中国革命需要武力的道理。

坚持武装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奉行的重要方针。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规定：党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这两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都明确地提出了采用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作为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并将“士兵”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单列出来。陈独秀的主张与中共的大政方针是一致的，更是对后者的补充和具体化。

陈独秀较早阐明中国革命须突出注意军事因素的思想并非偶然。究其原因，一是陈独秀早在转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就主张暴力革命，二是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斗争思想的影响。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就主张暴力革命，先后组织安徽爱国社，参加暗杀团，密谋刺杀晚清出洋五大臣，组建岳王会等等。中华民国建立后，国家出现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陈独秀看来，这是国民没有普及科学民主知识的结果。于是他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希图以此对辛亥革命进行补课，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建设美好的理想社会。五四时期，从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中惊醒的陈独秀，认识到世界并没有走向“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的时代，反而与这样的时代“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因此，他认为现时的一些政治家外交家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直接解决”思想的提出，表明陈独秀认识到暴力革命斗争还有待继续。1919年5月26日，他在题为《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而后又在《北京市民宣言》中号召：“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这表明陈独秀主张继续进行暴力革命斗争的思想已非常鲜明。陈独秀思想深处关于用暴力革命手段实现社会改造的思想，为其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主张革命不能没有武力、中国革命要把军事因素放在突出地位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武装工农:保政权，援北伐

陈独秀所说的“武力”，是指革命的军事力量。对于此种军事力量的造就，他主张，一是改造旧军队，使其为革命服务;二是建设工农武装力量。尽管陈独秀对改造旧军队更为重视，甚至将其作为革命武装建设的重要途径，但是，对于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工农武装问题，他也并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及时发表意见或发出指示，希望对其加以引导，并形成了自己的工农武装建设思想。

由陈独秀主持起草或经其同意发出的党的文件或决议中，渗透着其关于建设工农武装的思想。中共四大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中就明确指出，要“武装农民以防匪祸”，组织“农民自卫军”。议决案指出了组织农民武装的必要性，认为“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为此，中共应该发动农民自办民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另外，要加强对农民自卫军的“政治指导”，“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可见，陈独秀主张发展的农民武装由中共所领导，目的在于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勾结地主豪绅的土匪滋事，从而更好地推动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

陈独秀还多次签发要求武装农民的文件或会议议决案。他在《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一号——最近政局观察及我们今后工作原则》中指出，今后要提出“农民(民众)武装自卫”的口号。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将“武装自卫”单列为第九条，认为“农民现时要求武装自卫是必要的”，足见陈独秀及中共中央对武装农民的重视。此时，北伐战争业已展开，为了全力支持北伐，避免不必要的争端，议决案对农民的武装自卫又作了具体规定。指出：第一，农民的武装自卫是“防御的”而不是“进攻的”，“不要超出自卫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同时“不可有常备的组织”;第二，为避“免引起误会或嫉视”，“自卫军名目可易为自卫团或其他名目”;第三，“自卫团之组织，不要过于复杂，务取其简单容易行动”;第四，“自卫团之政治训练，尤重于军事训练，否则素无组织训练的农民，在有了武装之后，很易发生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甚至于为军阀或首领所利用”。不难发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农民武装从名称、组织到训练及行动方针一一进行规定，将农民武装置于自卫范畴，但须可靠、有力，这不但有利于保卫农民的利益，继续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而且可以保持后方的相对稳定，全力支持北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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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替罪羊陈独秀 因何被开除党籍

 

在中共党史上，对陈独秀的定位历经了几次剧烈变迁，他曾经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但1949年官方文献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在电影《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戏有20多场，仅次于毛泽东，而此前，以陈独秀为主要角色的影视作品十分鲜见。扮演陈独秀的演员冯远征说：“我在拍《建党伟业》时重新认识他、靠近他、演绎他。他是一个立场鲜明、非常有远见的人，一大召开前，他就说不能让共产国际介入，中国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戏里写的很清楚。”

在中共党史上，对陈独秀的定位历经了几次剧烈变迁，他曾经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但1949年官方文献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改革开放30年来，这9顶沉重的大帽子逐一被摘去，只剩“右倾机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这顶帽子也应该摘掉，因为陈独秀所犯的种种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错误指挥造成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把责任强加在他身上。

对陈独秀重新评价，并不仅是为之平反，更是为了还原他的人性本色。历史学者罗志田写道：陈独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他不迁就任何人，他永远是他自己。他一生用过38个名字，最喜欢的是“独秀”，好友汪孟邹说他这笔名取得太不客气了，陈回答说，“独秀”是他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

不满马林包办行为，不出席中共一大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德赛大旗，成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胡适和陈独秀两位安徽人取代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位广东人，开启了“胡陈时代”。

在《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演讲是重头戏。如傅斯年所说，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特别擅长把学理的表述改为大众化的口号。陈独秀的革命行为绝不仅限于口号，他推崇“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反清时，他曾参加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的暗杀团;“五四”时，这位北大文科学长“独立高楼风满袖”，散发传单，被逮捕坐了98天牢，如此“以身试法”，在“五四”学者中绝无仅有。陈独秀有一句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他一生四次入狱，用行动实践了誓言。

1918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任书记，随后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进行建党活动。

陈是当之无愧的建党先驱，但奇怪的是，中共一大却不见其身影，这是为什么?普遍的说法是，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近年来有研究认为，公务繁忙只是陈独秀缺席的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是，陈不满共产国际包办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本应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大会，然而马林并没这样做，他在没有征得陈独秀同意的情况下召开一大，以陈独秀的倔强个性和独立人格，这是无法接受的。据此推测，陈索性缺席。

一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马林第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马林刚表达完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霍”地站起来，说：“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在一大上曾表示，中共成立，共产国际多了一个东方支部。陈独秀后来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马林提出给予中共经济援助，这是陈独秀尤其不能接受的，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可是，闹革命和打仗一样，要害皆在一个“钱”字，初生的中共离不开苏联人的资助。据李达回忆，当时上海小组的经费都是稿费维持，因缺乏经费，《共产党》办到第二期便停刊。一大召开，代表们每人150元的路费，还是由共产国际支付的。

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拿陈独秀当替罪羊

陈独秀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屈服于共产国际的“旨意”，是在1922年，迫于共产国际纪律，他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这种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陈独秀历来主张国共合作，但他坚决反对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他说这样“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可惜陈独秀是一位当家作不了主的总书记。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连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细节，都有明确指示。

陈独秀四次提出让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都没能成功——不仅是共产国际反对，党内也鲜有人支持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退出国民党，当时只有两个人有反应，任弼时说：“是的呀。”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默不作声。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单独谈这个问题，鲍罗廷回答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

莫斯科不容许陈独秀反抗，是因为当时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他认为“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 。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进入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文章中回忆：“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1927年8月4日，共产国际两名代表从武汉到长沙，找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易礼容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易礼容等人想不通，认为陈独秀没有叛变，又没有退缩，大革命的失败，很难说是陈独秀一人的罪过，于是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苏联人回到武汉，在8月7日“八七会议”上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撤消易礼容的职务。陈独秀当时也在武汉，但共产国际不许他参加会议，“八七会议”对陈进行了缺席审判，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被解职之后，憋不住的陈独秀始终坚持给中央写信提建议。次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他虽认同父亲的部分观点，但他劝陈独秀不要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人拿他的信“当做笑话到处宣传”。陈听了之后便不再写信。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已于当年7月就义，他是站着被国民党刽子手乱刀砍死的，陈独秀刚刚为革命失去爱子，却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他的郁愤可想而知。不久之后，陈乔年也被捕遇害。1928年春，鉴于陈独秀的影响力，共产国际邀请他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陈独秀断然拒绝，他说自己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身”的雅量。

反对武装保卫苏联，成立中国托派，被开除出党

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从苏联人手中接管中东铁路，这便是著名的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直接促使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中东铁路是沙俄为侵略中国、控制远东而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十月革命后，苏俄再三声明归还中东路主权，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出宣言、决议和文章。陈独秀按捺不住，再次提笔，于7月28日致信中央常委，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他还提出了新的口号：“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用以代替“武装保卫苏联”，因为这个口号“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不顾及民族利益”。一个星期之后，陈独秀又致信中共中央，批评当时的左倾盲动路线。

中央严厉地斥责了他的信，于8月28日派人与陈独秀谈话，批评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予以警告，希望他与中央保持一致。陈独秀依然我行我素，表示：“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在此期间，陈独秀读到苏联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的著作，发现托洛茨基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就公开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基本路线的指挥错误，在革命失败后又指出斯大林应当担负的责任。陈独秀如遇知己。1929年9月，他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中国托派。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国际范围内掀起反托派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15日作出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对中共中央开除自己的理由逐条辩解，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支配，而自己因“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 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未能在党内公开，但蒋介石通过侦讯部门看到了。他认为陈是一个“真共产党员”，是最可怕的敌人，于是悬赏三万大洋，仍以“共党要犯”重点追捕。

被诬为汉奸，拒绝延安邀请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上海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在押送囚车上，他先是谈笑自若，可到了南京，却迟迟不下来。看守员大异，催问几次，发现陈独秀正呼呼大睡，后来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何应钦传讯他，他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书纪念，他欣然应允，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法庭上，大律师章士钊说：“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应该从轻处理。”陈独秀说：“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在狱中，陈独秀的生活几乎与在家中一样，起初监狱不许他看书，他绝食抗议，狱方只能默许，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比他小29岁的夫人潘兰珍每日来探视，两人行为亲密，旁若无人。陈独秀当时除了稿费没有任何收入，在狱中开销过大，多靠友人接济。胡适凡经过南京，总要去看他，有一次因故没去，陈独秀大发脾气，胡适听说后赶去说明和道歉，并按照陈提出的书目送去书籍。

1937年，南京遭到日军轰炸，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蒋介石派朱家骅去游说，答应供给10万元经费和5个国民参政会委员的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党。陈独秀嗤之以鼻：“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时，陈独秀的学生、托派分子罗汉也来到南京，请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等帮助营救尚在狱中的托派分子，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等都作出了热情友好的表示，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对陈独秀等表示出欢迎的态度。

恰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当讨论到是否恢复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问题时，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反对托派，不能仁慈手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后，康生即在《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指陈独秀等是每月领取300元津贴费的日本侦探。接着，《群众》和《新华日报》等也随声附和发表文章。许多知名人士对此困惑和不平，他们联名致信《大公报》说：“对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代为表白……”

陈独秀对汉奸的罪名大怒，立即致信《新华日报》，他说：“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实凭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自此，陈独秀将他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门彻底关闭，再不开启。

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

晚年，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潜心研读，冷静思考，对于“民主”，他有了更深刻的反思。目睹斯大林残酷迫害党内外人士的暴行后，陈独秀再次发生重大思想转变，他几乎推翻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他写道：“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逻辑发展……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胡适给陈独秀的评价是“终身反对派”，陈对此深以为然。纵观其一生，从十六、七岁反科举，到二十多岁反清廷，再到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再到反共产国际肆意干涉，反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等等，他一生从未屈服。

强烈的叛逆思想和刚烈性格，使得陈独秀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始终站在风口浪尖，抛出具有预见性的真知灼见，也是这种性格，使他在政治舞台上缺乏“变通”能力，不懂韬光养晦，更不会玩弄权术。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 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 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李达甚至说陈独秀“具有恶霸作风”，有一次陈独秀在看一位同志寄来的工作报告，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摔了两个茶碗，“我劝他看完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工作方法的缺陷，使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无法顺利施行，甚至造成早期党内分裂。

鲁迅是这样评价他的：“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陈独秀晚年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更顽强地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1942年，贫病交困的陈独秀在孤独中去世，走完倔强坎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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