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感觉自己在“阶层下落”？

*来源：修远基金会（ID：xiuyuanjijinhui），作者：高勇

教育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对于阶层流动而言具有两种彼此抵牾的功能。

教育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对于阶层流动而言具有两种彼此抵牾的功能。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红”与“专”之间的精英分殊是明显的。体制内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一条是通向管理岗位，一条是通向专业技术人员。

两条路径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还相互补充。通向管理岗位的职业发展路径上不仅仅需要文凭，而且需要党员身份，在这里存在着一系列政治筛选和吸纳机制；通向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上只需要文凭，党员身份并不重要。

二元路径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组织的偏好，另外还受到当时人才短缺的限制。在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政治筛选机制不得不放松，对于管理岗位的教育筛选机制不得不放松。

这一图景在改革后发生了改变：精英日益多样化，除了“红”、“专”之外，经济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新的精英产生路径；与此同时，不同精英路径之间不再如此泾渭分明，无论从代内流动还是代际流动上，政治精英、技术精英、经济精英之间的流动加大了，甚至产生了孙立平先生所言的“总体性精英”。

在所谓的“总体性精英”身上兼具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于一体，甚至上述几种资本形态在他们身上根本无法厘清，而是浑然一体，一概囊括。

从代内流动的角度来看，存在所谓“不拉空现象”，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每一次机会，得到的总是同样的这一批“总体精英”；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看，各种精英之间的代际转化更加频繁。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三者存在可转化性（这是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特有的转型背景下的制度安排（如双轨制）为各类精英的转化提供了特殊渠道。

改革为非精英层进入精英层提供了大量机会，但是伴随着改革逻辑的深化演变，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樊篱正在悄然加固，进入精英层的门槛日渐提升。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以往进入精英层的重要流动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