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湖南本土经验与探索》有感:我们应创立《非遗学》

文/孙文辉

收到田茂军教授寄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湖南本土经验与探索》一书，我抽空翻阅完了全书。这是一本非常不错的选集，谈的是湖南本土的非遗保护经验，结合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扎根于大地，离开本土谈非遗保护，大多是隔靴搔痒、对空放炮。

这本集子的起因，缘于2009年湖南省文化厅委托吉首大学所办的“非遗人才培训班”。学员来自全省各地，多是从事非遗保护工作的一线基层干部。当时我应邀参加这个班的教学，为学员讲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新鲜事物，对于全世界也是如此。短短数年，事业蓬勃发展，很难形成自己的完备的教材和师资队伍，更不可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这项工作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学习、前进。

吉首大学位处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要举办高级一些的培训班，非其莫属。同样，参加培训的学员长期从事非遗保护的具体工作，对于本土的非遗项目虽不能说了如指掌，但他们比外来人更要胸有成竹；然后，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缺乏理论上的认识，这将有碍于他们本身的成长、也无益于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办这样一个培训班，真是恰逢其时，十分必要。

通过两个月的脱产培训，班办成功了；几年之后，又有了这本文集。教学相长，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集子的作者大多来自第一线，论文所反映的内容都比较扎实，如邓辉对“嘉禾伴嫁歌”的思考，侯碧云对“桑植花灯”的论述，刘毅峰对“新化山歌”的探寻，李凌云对“澧州皮影戏”的分析等，都显示出了他们对熟悉的本土项目新的认识；这种认识比原有的申报文本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提高。还有陈晴的“车胤传说”，涂露霞的“丁兰木刻”，谭高荣的“桃林傩戏”，彭海湘的“洞水闹太祖公”等等项目的描述与分析，让人们了解到了更多的、还没有成为省一级保护项目的遗产；这些遗产，同样珍贵。当然，还有一些来自市、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兼工作者的论文，如黄青松的《国家级文化生态区保护建设要素探讨》，周荣的《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构建》，以及田茂军的《论民族地区非遗保护与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等，则从更高度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土的实践。

在吉首大学学生的论文和调研报告中，我特别看重罗应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文献综述》这一篇。虽然这一篇是对网络材料的搜集与整理，虽然这种搜集并不全面，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中，做了一项非常繁琐却又是十分基础的归纳工作。这个基础工作：一是最大限量的搜集相关文献，二是做出一个基本的分类。这就引发了如副标题所示——读《湖南本土经验与探索》后的感想。

我注意到，每篇论文的背后都附有该文的参考文献，但学员们所引用的参考文献非常有限，这就说明他们背后的学养也有限。这种有限不是源于教与学本身，而是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的贫乏。因此可以说：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新的事业、宏大的事业、长久的事业，我们就应当围绕它创立一门新的学科——《非遗学》。

首先，《非遗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首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有了丰硕的成果，需要理论的归纳、总结与提升。其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事业开创之前，人类保护自身的文化遗产已有丰富的经验总结。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都已形成自己的体系，这些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第三，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已经展开，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成果，形成了一支虽然分散、却已存在的研究队伍和研究人才。

我想：在中国，湖南应该带这个头；在湖南，吉首大学应当首先挑起这个重任。因为这是教育事业的需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与非遗保护的需要。

（作者简介：孙文辉，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非遗保护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