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很重要吗？

　　]裴士锋教授并不认同“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上海和广州）的说法，而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他相信，先后诞生了曾国藩与的省份，绝非一个无关痛痒的省份。

　　【原文编者按】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在谈论湖南人的时候，总是容易联想到湖南人的狠劲、韧劲、、义无反顾等等。这些刻板印象一定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却难论，毕竟很难被历史和社会科学所检验。然而，大学中国史教授裴士锋（Stephen R. Platt）比有些湖南人对湖南人的兴趣还要浓厚，他并不认同主流中国史作品所称“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上海和广州）的说法，而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这位外国小伙子相信，先后诞生了曾国藩与的省份，绝非一个边远贫穷、在中国历史上无关痛痒的省份。

　　裴士锋（Stephen R. Platt）教授是这两年在中国颇为热门的历史作者，岁数不算大，正值壮年。2014年，他的近作《之秋》被译为中文，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影响。《之秋》的文笔流畅，注重细节，叙事引人入胜，又常引用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传教士的史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书赢得一片赞誉，裴士锋这个名字也渐为中国读者所知晓。出版社趁热打铁，去年又推出裴士锋更早的一部专著《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译校者的阵容也没作改变。

　　读完此书，却让人有几分遗憾。第一，此书论述跨度太大，范围太广，逻辑自然不够严密，削弱了力。第二，此书为了构建分析框架，不得不了大量原本与主题有关的内容；第三，此书秉承史景迁传统，追求故事性和可读性，一定程度上了学术严谨；第四，此书并无太多新材料、新观点，对现有学术的贡献很有限。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译得虽晚，写得却更早，基本脱胎于他完成于2004年的博士论文。当年，这本博士论文也曾赢得一个大，得到了美国史学界的肯定。现在回头看，这本书可视为《之秋》的研究准备。太平的很多事情就在湖南区域发生，也与本书重要角色曾国藩、郭嵩焘等有密切联系。可是《之秋》只要处理一个时间片段的历史，《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所涉及的历史跨度却长达百年，难度要大得多。经验表明，年轻学者的野心总是更大一些，年纪大了会变得胆小。

　　裴士锋在序言里介绍了他研究湖南的初衷。当年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申请来中国游历，成为了湖南长沙雅礼中学的英文老师。后来他回国，开始在耶鲁读中国历史的博士课程，自然而然地把湖南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个人经历与学术研究往往有着难以言说的联系。令人想起杨念群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儒学的地域分布与近代知识群体演变》，也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湖南地区知识，这显然也与他的出身背景有关。

　　中国人一直比较注重地域出身。从最粗略的 “南北之分”，到稍微细一点的巴蜀、吴越、岭南、湖湘区分，再到更细一点的区域区分，乐此不疲。所有人都习地域来作判断，对地域。细细探究背后的心理原因，恐怕可以分作许多层。第一层是自然地理和经济差异，不同地域人群的生活习惯相差极大，经济差距也逐渐变得突出；第二层是差异，不同地域距离中心远近不同，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也不同。第三层是文化传统与文化交流的差异。

　　从儒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来看，湖南、四川等地都有自成一脉的学统，近代以来涌现出不少学问大师，并不弱于、上海或者岭南等沿海发达区域，这点毋庸置疑。所以在中国学术体系里，从不缺少对这些特定区域的研究阐发。汉学传统则有完全不同的学术脉络，对中国的研究分布不均。首都与沿海一带与交往最多，留下的西文材料最丰富，学者多以此入手，这些地方也就成为汉学研究最深入的区域。

　　上世纪70年代，曾有周锡瑞《改良与：辛亥在两湖》等三部涉及湖南的西人所著中国近代史著作出版。这些研究都注重探讨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事件的地缘关系，而非湖南本身。自此之后，学界对湖南的研究就不太多见。裴士锋是史景迁的得意，学术属于汉学一脉，肯定对此体会颇深。他感觉同侪“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于是写出这本书，希望对汉学界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在中文语境下，这重意义减弱了许多。

　　裴士锋很聪明地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就是今天湖南无人不知的王夫之。从近代史来看，好几代湖南人都读过王夫之并受其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例如邓显鹤、曾国藩、左棠、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杨度、蔡锷、黄兴、宋教仁、杨昌济、彭璜一直到。《船山》改变了无数人。

　　王浩辉创作的油画《敕治两江》（左起：张之洞、李鸿章、左棠、曾国藩、刘坤一）

　　作为遗民，王夫之这个名字在鸦片战争前不要说与顾炎武、黄羲相比，就是与孙奇逢、李二曲相比，也只能算籍籍无名。王夫之有六部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可还有更多的书被禁毁。所以王夫之大部分著作根本没机会刻印流传，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当时湖南人邓显鹤与邹汉勋取得王氏族珍藏多年的王夫之遗稿，刻印出版了《船山》。

　　《船山》的大范围流传与曾国藩、郭嵩焘、左棠等晚清重臣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们既是早年一同编纂《船山》的同学，又是一同举兵与太平作战的湘军将领。以曾国藩为例，他甚至在1862年战争白热化期间，用一个月的晚上读完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曾国藩在攻下安庆后，就在安庆寻找工匠刻版。待到收复南京，他出资在南京刊印了《船山》。正是借助曾国藩的影响力，此书才广为流传，为大众了解。

　　曾国藩是湖南人，也熟读了王夫之，但他在剿灭太平之后就离开湖南，并没有对湖南有太多的直接影响。同样情况也落在郭嵩焘身上。郭嵩焘与曾国藩是岳麓书院同学，阅读王夫之可能比曾国藩还早。郭嵩焘后来主要从事洋务，担任驻英使节，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极为重要。郭嵩焘对湖南有着深刻感情，晚年回到湖南时，却因为从事洋务的经历而遭到乡亲的大量羞辱。郭嵩焘热衷王夫之思想，却成为了他自身的武器。

　　所以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出身湖南和学习王夫之思想这两件事很清楚，两者的关系却并不明朗。曾国藩与郭嵩焘的事业都并非局限湖南一隅，而是各地，全世界。他们行为思考的原则里，既包含了王夫之思想，也了其他要素。反过来看，湖南乡亲们羡慕曾国藩、郭嵩焘太平和出任封疆大吏的事功，却不看重他们的思想本身。以至于郭嵩焘出使西洋的消息一出，乡亲们便要聚众捣毁他们家祖宅。

　　即使是在湖南知识里，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曾国藩的幕僚、湖南人王运嘲笑郭嵩焘出洋“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裴士锋做了一些研究，发现王运虽然很早就熟读了王夫之的著作，但对其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觉得其人其书只是一般。王运却是晚清湖南最重要的学者，在成都、长沙各地多年，培养出大量，包括杨度以及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等。这些人对故乡、学统的多元看法，以及自身不同的选择，都使得裴士锋试图将其纳入统一的叙事框架的努力显得勉强。

　　裴士锋一再表示并不想将湖南作为中国研究中的个案，而是突出湖南的主体性，就湖南论湖南，突出湖南在湖南中的独特性。所以作者非常强烈地想要提供一套完整逻辑的叙述框架，不论史还是思想史，都可以在这个自足的系统里得到有效阐释。所以作者必然不得不在多个维度进行削删。其一就是前面提及的，忽略湖南人在湖南之外进行的事业。无论曾国藩、郭嵩焘，还是稍晚一点的谭嗣同、宋教仁，他们人生的闪光点都发生在湖南之外，且与外部思想、外埠人士有更密切的联系。这些都未能容纳在裴士锋的框架之中。

　　其二，在王夫之和《船山》的过程中，大量非湘籍学者起到极大作用。当中最突出的自然是浙江人章太炎。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最积极民族主义思想的活动家，同时又是教育家，培育了大批。王夫之是章太炎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已有大量著作讨论过这个问题。今日重读王夫之，也绕不开章太炎的框架。作者显然知道，却只能选择思想地位次要的湖南籍学者的阐发来立论。而他们即使在湖南本地的影响力，恐怕也未能与章太炎相媲美。

　　其三，湖南并不完全是湖南人的湖南。查询一下鸦片战争以降担任过湖广总督的名单可以发现，二十余任总督里，除了谭继洵一任以外，找不到其他湖南人。这些总督里有满人有汉人，有江苏、江西、安徽、直隶人，下级官员的来源更复杂，绝不以湖南为限。这些人对湖南的社会、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作者因为湖南人的框架所限，即便连张之洞这样的人物都只能寥寥数笔加以打发。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在谈论湖南人的时候，总是容易联想到湖南人的狠劲、韧劲、、义无反顾等等。这些刻板印象一定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却难论，毕竟很难被历史和社会科学所检验。裴士锋教授作为一个美国学者，勇敢地挑战这个问题，并且给出一整套流畅自然的历史故事。故事虽好，可靠度实在不高。（文/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