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宏杰：曾国藩家族如何累积巨量财富

　　[摘要]曾氏家族后来积累了大约100万两白银的家产，但如果没有天下大乱的局面，曾国藩身后留下的遗产最多也就一万两白银。

　　张宏杰新著《给曾国藩算算账》

　　腾讯文化杨超发自北京

　　曾国藩家族的发家史堪称传统社会底层家族发家的样板，曾国藩的祖父从勤劳耕种起家，积攒一定家产后，全力支持子孙读书求学，经过数代人努力，曾国藩终于考中进士，曾家在科举道路上取得实质性突破，随之，曾氏家族在仕途和财产上都取得了快速积累，一个世家大族冉冉升起。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曾国藩回到湖南老家编练湘军，他的亲族们也参与湘军编练，或成为湘军统帅，或协助曾国藩处理后勤事务，等到战争结束时，曾国藩家族终于跃升为大官僚家族，成为地方豪绅，而曾氏家族的财富也达到巅峰。

　　如果观察曾国藩的个人俸禄收入，则很难理解曾国藩家族何以能够迅速发家，毕竟曾国藩收入微薄，当京官时甚至要举债度日，不过这些疑惑，在张宏杰新作《给曾国藩算算账》中可以寻见答案。

　　张宏杰现正攻读清华大学博士后，导师是著名历史学家秦晖，博士生导师是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最初，张宏杰只是写了一篇关于曾国藩收支账目的短文章，读博士时，他以此切入，将视野拓展到整个曾国藩家族，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写出了这本《给曾国藩算算账》。

　　依据张宏杰的研究，曾国藩家族发家的关键在于曾国藩考中进士，入京为官，这提升了曾氏家族的权势，使得曾国藩的父亲和弟弟可以倚仗他的权力谋取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利益，比如曾国潢可以得到商人赠与的干股，也可以出任地方事务的调停人收取好处，这使得家族收支逐渐平衡，地方声望逐渐上升。

　　随着曾国藩担任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出任湘军将领，最后以军功担任地方督抚，带来曾氏家族财富的爆发式增长，从而真正成为地方大族。

　　实际上，类似曾氏家族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上升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常见，尤其是明清两代，其核心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是“超经济强制社会”，权力是关键力量，经济等其他因素并不重要，所以在仕途上取得成功才是关键，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有通过读书做官，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曾国藩家族的上升自然离不开曾国藩读书做官的成功，但曾国藩毕竟是理学名臣，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格，否则以他的权势，他的家族可能会更富有，因此，在缺乏其他制约因素的传统社会，理学仍不失为约束人欲的“精神力量”。

　　今天重新回顾曾国藩家族的上升途径，以及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环境，不难发现，研究低薪制、高薪养廉、制度腐败这些清代制度困境，对现实仍有裨益。

　　以下为腾讯文化独家对话张宏杰实录：

　　曾氏家族财富暴增源于太平天国运动

　　腾讯文化：你写《给曾国藩算算账》，材料和写作脉络是如何组织和梳理的？

　　张宏杰：材料主要依照曾国藩生平，从京官到湘军统帅，再到担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根据不同人生阶段找寻材料，比如曾国藩担任京官时留下一个账本，这就比较清楚，除此之外则需要参考曾国藩家书、日记等其他辅助材料。

　　曾国藩担任总督时，缺乏直接材料，这就需要参照别的材料了。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提到曾国荃，曾氏家族达到财富顶端就因为曾国荃，你会不会单独写一本书？

　　张宏杰：目前出版的这本书主要讲述曾国藩当京官时期的账目，大概三个月后会出版曾国藩统帅湘军和当总督时期的账目，湘军时期会提到曾国荃。其实我这套书不光是在写曾国藩个人的经济收支，还涉及曾氏家族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的整体扩张过程。湘军时期，曾国荃通过战争发财，曾国荃通过打仗到底弄到多少钱，曾氏家族经济实力如何一步步增强，从普通家族变为大官僚，下本书会有叙述。

　　腾讯文化：家族经济能力上升带来读书的条件，再通过低级功名渐次取得高级功名，这是建立在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之下，如果社会秩序出现动乱乃至崩溃，这一过程会不会失效？

　　张宏杰：曾国藩发家，曾氏家族财富积累也是因为天下大乱，如果没有天下大乱，曾国藩也不可能带兵，可能一生都在当京官，以很平常的文职官员身份过完一生。曾国藩是所谓的理学名臣，在经济方面对自己约束很严格。

　　如果没有战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就没有机会带兵，曾国荃没有考上举人，也不可能当太大的官，曾氏家族的经济实力也不可能快速积累。

　　曾氏家族后来积累了大约100万两白银的家产，但如果没有天下大乱的局面，曾国藩身后留下的遗产最多也就一万两白银。家族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扩充，正是基于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天下大乱。

　　湘军将领促使湖南人眼界开放

　　腾讯文化：天下大乱带来财富暴增会不会成为一种示范效应，让后来人也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方式攫取财富？

　　张宏杰：天下大乱带来财富急剧增加，主要体现在湘军将领身上，湘军大部分将领原来没有功名，或者是功名很低的读书人，多是秀才、童生，有的还出身行伍，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进入仕途。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大批湘军将领回到湖南，带着从战争中劫掠的大量财富，确实有示范效应。据记载，湖南长沙城里盖起一座又一座宅邸。湘军将领回到湖南，也促使湖南人眼界开放，湖南人从军热情高，愿意加入湘军，后来曾国藩编练新湘军，也是以湖南人为班底。曾国藩之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也颇为深远，这与湘军其实分不开。

　　腾讯文化：曾国藩通过不断请客吃饭，参加聚餐拜访朋友，为自己的官场之路构建了怎样的根基？这对他后来的道路带来何种影响？

　　张宏杰：曾国藩的社会交往活动不仅限于请客吃饭，他热爱交往，注重交友。中国古人一直认为，交友是人生第一要事，过去没有广播电视，人们获取外界信息，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朋友，朋友的层次也决定了自己的层次。

　　曾国藩在北京的日记里，几乎每一天都有和朋友来往，拜会别人或者别人到他家的记载，时不时也会请客吃饭。

　　曾国藩在北京的朋友圈子主要是湖南籍同乡，他本身致力于研究理学，所以给自己树立的形象很正面，这种交往对他做官肯定有好处，从道光26年开始，也即曾国藩当京官六七年后，在京湖南籍京官给皇帝上谢恩折时，都由曾国藩领衔，这证明他在湖南籍京官中有很高的声望。这对他没有直接帮助也有间接帮助，因为一个人的名声好，迟早会传到皇帝或别人耳中。

　　传统社会的低薪制逼得官员不得不腐败

　　腾讯文化：应该说，京官结交外官，甚至不惜降低身份，这是收入低使然，在传统王朝，为什么提高官员收入会成为大难题？这其中的症结是什么？

　　张宏杰：低薪制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历朝历代，除唐朝和宋朝部分时期外，大部分时期都是低薪制。低薪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朝廷给官员发的合法俸禄不足以满足官员的支出，官员多少都会搞些灰色收入满足生活所需，这是中国俸禄制度的常态。

　　为什么传统社会是这种俸禄制？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皇权专制本身具有自私性，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制度，以皇家一家一姓利益为核心，如同黑格尔所说，它是一个普遍的奴隶制，所有人都是给皇帝跑腿的。

　　打个比方，天下是皇帝的一桌宴席，坐在桌边吃饭的是皇帝一家人，官员负责给皇帝上菜，老百姓则是桌子上的菜，所以这个制度本身就不合理。皇权专制注定要用庞大的官僚体系，但皇权的自私性使他们更多考虑自身利益，对官僚的利益考虑很少。从皇帝的角度来说，官僚工资越低越好，就好比一个公司，给员工工资越低，他所获得的利润就越多，所以皇帝拼命压低官员的俸禄。

　　皇帝压低官僚的俸禄水平，有助于把钱省下来自己用，或者用在其他方面。因为在传统社会，只有农业税一种税源，财政问题大部分时间解决得不好，低俸制可以减少财政支出。当然低俸制很短视。

　　第二个原因，传统社会中，官僚系统具有自我复制、自我膨胀的特点。虽然官僚系统是皇帝建立起来的，但官僚系统一旦形成，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具有自我复制、自我膨胀的冲动。历朝历代在王朝刚建立时，官僚系统人员不多，但到王朝末期时，官员会呈现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增长，官僚系统膨胀式增长，导致财政更加困难。

　　传统社会王朝还有这样的现象，开国皇帝本来制定的俸禄标准就不高，后代皇帝还会不断缩减、克扣官员的俸禄，甚至经常开半支或者长时间不开支，亦或者采用其他方式克扣官员的钱。

　　比如清朝咸丰年间就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而长期克扣京官的工资，给他们发半俸，本来官员钱就不够花，现在只发50%，这逼得官员不得不去寻找别的出路，腐败就在所难免了。

　　明清两代官员推崇“理学范”

　　腾讯文化：曾国藩“学作圣人”，给自己制定严格的学习计划表，并拒绝世俗利益诱惑的内在动因是什么？除了交往的朋友外，当时的外在环境给予他何种推动？

　　张宏杰：明清两朝清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专研理学，即我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要求自己克己复礼。一些庸官将读书当做仕途的敲门砖，但也有一些官员是真正遵循理学的。古代没有太多的精神资源，理学实际上是最流行的的精神资源，也是大家公认的真理。类似曾国藩这样的官员，他们是真的相信这些理论，因为从小父兄、师长就这样教导他们，所以他们有专研理学的内在动力。

　　同样，理学也给他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古人这套修身的东西也不完全是假的，没有效果的，针对中国人的心理还是很有效的。理学在当时也是时髦学问，即使一些庸官也会摆出一副钻研理学的样子，并按照理学名臣去要求自己，他们会觉得这样成体统，有点像现在所谓的“公知范”、“学者范”，当时对“理学范”特别推崇。

　　曾国藩钻研理学与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关，也和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关。

　　腾讯文化：在传统时代，官员们讲究排场礼仪，曾国藩亦不例外，这类排场对官员自身和朝廷意味着什么？

　　张宏杰：这是一种身份感吧，传统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不同社会阶层身份差别非常大，朝廷也不断强化这种差别，历朝历代官员从住房到服装，到大门上的装饰都有严格规定，老百姓不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不能穿什么样式的靴子，都有很明确的规定。

　　这种外在规定会强化官员的身份认识，所以古代官员不可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上街，除非退休了。

　　腾讯文化：在官场上穿着不得体，会被认为不成体统？

　　张宏杰：不光是不成体统，一个官员参加朝会或出席公事时，穿着服装违反制度，会被弹劾甚至罢官，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清代督抚一年有18万两白银的灰色收入

　　腾讯文化：按照亨廷顿的理论，欧洲很多王朝崩溃都与中央财政破产有关，于清朝而言，中央财政十分紧张，而地方财政相对充足，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如何实现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张宏杰：明清两代的财政制度设计是尽量考虑中央财政需要，不太考虑地方财政，地方官收上来的税可能80%都要送到中央，地方存留很少，远不能满足地方开支的需要。但地方政府也有很多需要钱的地方，比如雇佣大量衙役、师爷以及兴办地方教育，建造公益工程。

　　国家留给地方的钱是固定的，大概只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10%，剩下90%都需要地方自己想办法。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都是通过附加税形式，比如朝廷规定一亩地收一两白银，地方政府实际收取一两半，甚至二两，通过这种方式解决财政开支困难。

　　这种税收体系实际上形成了清代官场的隐性财政系统，这套系统不被国家承认，但在实际运转。本来朝廷收一两，州县官员实际收二两，多出的一两留作地方公务支持或中饱私囊，成为灰色收入。地方官员也会拿出一部分给自己上级，比如送给知府、布政使，布政使再送给总督，这样一层一层向上输送，汇集到总督这里，各省督抚一年有18万两灰色收入，我在下一部书中会有详细分析。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朝中央财政已经崩溃，咸丰皇帝造大钱，实际上是制造假冒伪劣货币，希望藉此度过财政危机。但不管怎么做，此时中央财政已经不能支持地方打仗的需要了，曾国藩办湘军，军费大部分都是自筹的，因为这种压力，地方政府发明了一种新税种，称作厘金，就是商业税，在道路上设卡，过往商人经过时要按照货物价值缴纳1%或2%的税，后来变得更高。

　　厘金出现促成了商业税，中国古代没有这个税，这个新税种拯救了咸丰，否则清政府肯定崩溃，有了这个税种，地方政府军费就有了来源，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这个税种被保留下来，给中央提供了大量资金。

　　曾国藩当官家族政治经济均获益

　　腾讯文化：曾国藩当上京官后，家族社交层次直接实现质的飞跃，交往对象地位大幅度提高，这种行为习惯对后世有无影响？

　　张宏杰：中国传统社会总会出现这种现象，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国古代是超经济强制社会，一个人不会因为经商或者别的途径致富了就能提高社会地位，中国古代商人地位很低，只有通过读书当官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旦读书当官，贫农也会一夜变富，逐渐获得与政治地位对应的经济地位，很多人会给你送钱，求你办事。《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马上有人给他送宅邸、田产，有人愿意给他当仆人，因为他获得的政治权力能给这些人提供好处。

　　曾国藩当京官后，他弟弟曾国潢打着他的名义在地方上办了很多事，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商人开了家当铺，让曾国潢出干股，就是说他不用出一分钱，年底可享受分红，只需要他去请官员吃饭，打点官场关系。我在书里也提到曾国潢和县令交往，两人完全是平等关系，互相称兄道弟，这完全依靠曾国藩背后的权力。

　　这种现象在传统社会是常态，曾国藩对弟弟的要求还算严的，那些要求不严的人，家里会有大量人打着他的名义去要债、经商，这是一种惯性。

　　腾讯文化：古代官员升迁上去后很难倒掉，一般这个家族也比较不容易衰败吗？

　　张宏杰：也不是这样，乾隆时期，被杀或责令自杀的“省部级”官员就有二三十人，皇帝反腐更痛快，比如和头天还没事，第二天就被抓起来了。朱元璋反腐就更厉害了，那时很多省的官员都做不到任满，都被抓了。

　　清代低薪制造成制度性腐败

　　腾讯文化：读这本书时我有一种情绪，即希望曾国藩能获得外项收入，特别是在他做京官的时期，是不是可以说提高官员收入，是应当的？

　　张宏杰：清代低薪制造成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可能有10%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很克己，在道德上进行刻苦磨炼来抵御诱惑，但90%的人都是庸人，他们要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欲望，或多或少都会搞些灰色收入。

　　在低薪制的背景下，实际上不能苛责人而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制度设计本身不合理。清朝从康熙年间开始，京官收支就严重不平衡，皇帝应该早就知道，但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这是制度设计偷懒。正常情况下应该大幅提升官员工资，这表面上增加了财政支出，但实际上很划算，如果官员少在收入上耍心机，把精力放在正事上，提高官僚系统效率，那么老百姓受到的盘剥就会少些，这肯定是划算的。

　　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就有一项，就是给官员开俸禄，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王朝一百多年官员都没有工资，为什么没有工资？因为北魏出身游牧民族，当官都是靠打仗抢钱，不打仗就盘剥百姓，而且认为这是常态，国家也不给他们一分钱。孝文帝当政后，认为这种状况不能持续，就进行工资改革，给官员提供俸禄，有了固定俸禄后，官员就不能盘剥百姓了，若再盘剥百姓就处死或其他惩罚，规定很严格。

　　实行俸禄制后，表面上看百姓负担增加了，每家一年都要交定额的布及粮食，看起来比以前支出多了，但百姓都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官员从他们身上盘剥的钱就少了，账明摆出来，所以说俸禄制是一种进步，给官员开合理的俸禄，满足他们的日常支出，对国家有好处。

　　提高薪养廉，实际上是要增加官员的收入以使他们能够有体面的生活，只有满足这个前提，再进行反腐，进行制度建设才能成功，否则不管怎么抓都解决不了问题。

　　以朱元璋时期为例，朱元璋制定低薪制，官员的俸禄不够支出，有一个三品京官曾秉正，当官多年，告老还乡时却掏不起回家路费，没办法只能把女儿卖了换路费。正常情况下，朱元璋应该提高官员俸禄，结果他不是，而是责怪父亲怎么能把亲生女儿卖了呢？于是把曾秉正抓起来处以腐刑（阉割的刑罚）。朱元璋至死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反贪力度这么大，贪官还那么多，他自己说贪官是“朝杀而暮犯”，这其实是低薪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