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回望 八军驻湘通讯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湖南人民抗战历史的地方
长沙市蔡锷中人来人往，繁华依旧。从168号门牌向东，穿过10多米的曲折小巷后，是徐祠巷19号，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老屋。
四周静寂，若不是围墙上“八军驻湘通讯处旧址”几个大字，匆匆而过的行人或许难以78年前这里经历的烽烟岁月。
八军驻湘通讯处（以下简称驻湘通讯处）成立于1937年，那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刚开始。筹建通讯处的是两个长沙人——徐特立与王凌波，当时两人的年龄加起来超过110岁。
驻湘通讯处虽然只存在了33个月，但在筹集物资、宣传抗日、输送力量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建于清末的徐家祠堂，是徐氏家族的公祠。它为二层砖木结构，二进，面阔三间，占地约460平方米。1937年12月9日，徐特立选定此处作为驻湘通讯处的驻地，并公开挂牌办公。
“当时祠堂内还有一个学校，趁着学校寒假空隙，就在这里挂牌了。”长沙市博物馆副研究员称，驻湘通讯处是八军的一个机构，里面的工作人员也几乎都是军人，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军事化管理的机构。
驻湘通讯处设有驻湘代表、主任、、交际副官、秘书、管理员、总务、人员等职位，约有20名工作人员。徐特立主外，扩大影响，团结各方力量；王凌波主内，统理大小事务，以及内部联络、接洽等工作；还有专门的招生人员、通讯人员、收发员、炊事员等。
此时，正值日军占领上海，进逼南京，许多人对战争前途、民族命运十分担忧。每天都有人带着一团疑惑来驻湘通讯处，询问“抗日战争打不打得赢”“是否与合作抗日”“国共合作会不会再次破裂”之类的问题。
到达长沙的第三天，徐特立就在银宫电影院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听众达三四千人，把整个电影院挤得水泄不通。
徐特立的口才好，对工作极富热情。他不仅详细解答每一个来访者的问题，还发表文章，走街串巷，将抗日救亡的思想传递出去。
“各位父老兄弟，我是，过去和不和，我就跑了；现在又和好了，我就回来了。”这是徐特立在长沙时经常使用的开场白。
当时的《观察日报》有报道称：“徐先生本来是深入民间的，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听众越来越多，徐先生讲了又讲，到了午餐的时候，大家公请了徐先生一顿。这充分地表现了那一群的，并不是不关心国家的事。”
介绍，根据当时的报道以及经历者回忆，那时候的徐特立每天都忙于接待一些外国的友人、记者，“驻湘通讯处真是热闹，每天都是车水马龙的，那时候又没有汽车，很多人都是走到这里来打探前线的消息，听对于抗战形势的判断，非常，人人都可以进来。”
驻湘通讯处成立之初，正值张治中主湘。张治中属于中的派，采取的是联共抗日的方针，对徐特立也很尊重。
徐特立是湖南知名的教育人士，生活非常朴素。他始终身穿八军的粗布军装，徒步在城中奔走，不认识他的人以为他是军中的老伙夫。
有一次，张治中约见他，徐特立走到省门口，门卫挡住说：“今天会见八军代表，别人免进。”徐特立解释说自己便是八军代表，门卫不信，把他轰走。张治中久等不至，派人再去相请，得知个中原委后，对比国共两党不同的干部作风，张治中对更为钦佩，在犯、建立救亡团体等方面都给予了不少方便。
“一切爱国的的犯，”，这本是国共两党已达成的协议，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遭到内的。因此，为了争取犯，驻湘通讯处作了极大努力。
驻湘通讯处建立不久，就将调査掌握的关押在省模范的15名“犯”名单提供给张治中，督促他很快了这些人。
当徐特立等人获悉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第二十师参谋长乔信明等20多人被秘密从江西押到长沙陆军后，立即到探望，并向交涉要求他们。因，这些人又被秘密转押至桃源县。徐特立便直接要求张治中干预此事，终于使他们获释。
驻湘通讯处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郭沫若、茅盾、黄炎培、张西曼等社会及的上层人士刘岳厚、赵恒惕、赵君迈等曾赴驻湘通讯处，在这里，大家不分党派，坦诚相见，共商抗日良策。他们来了，办事处只有清茶一杯，从不请吃饭。惟一一次是会见法国记者时请过一顿便饭，花了5块钱。
募集物资并将其送至前线是驻湘通讯处最日常、也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物资来源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根据八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统筹安排，由驻湘通讯处向衡阳军需处办理交涉，领取军饷、武器弹药、被服等。其二，是湖南以及广东等地和海外侨胞捐献的大批衣物、药品、医疗器械等各种物资，如印尼华侨捐献的成批的虎标万金油、东南亚华侨捐献的军用救护车等。据统计，当时驻湘通讯处为抗战前线万余件。
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和满足工作任务的需要，驻湘通讯处对外是八军的公开派出机构（从1938年8月起对外是新四军驻湘办事处），对内是的工作机关。在中央和中央长江局（后改为南方局）的领导下，为恢复和发展在湖南地区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8年2月，因徐家祠堂内的民达小学开学，驻湘通讯处搬至长沙市寿星街2号，租三益粮栈部分房屋办公，此时的徐家祠堂还留有驻湘通讯处的部分招待所。
8个月后，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地处粤汉铁中段的长沙，从抗战的后方变为敌我双方争夺的前线月底，、住在驻湘通讯处内，直接领导通讯处的工作。
长沙“文夕大火”之后，根据、的，驻湘通讯处迁往邵阳。1939年2月初，湖南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八军邵阳通讯处召开。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博石出席。会议选举高文华、徐特立等为新的省委委员，高文华为。
在邵阳开展工作不到一年，因接到第九战区通令，驻湘通讯处停止办公、撤销，大部分人员被分配到重庆、桂林两个八军通讯处，留下来的徐特立、王凌波后辗转到衡阳、湘潭。
1940年9月，非法王凌波，并将王凌波夫妇武装到桂林，驻湘通讯处的工作因此结束（在此之前一个月，根据中央安排，徐特立已返回延安）。
从建立到撤销近3年的时间里，驻湘通讯处共招收赴延安的进步青年680人、培训人员2220人、营救人和爱国人士65人，接待国内人士2万人、国外人士20余人。
而经历了“文夕大火”后，徐家祠堂已变得面目全非。1946年，徐氏家族重建徐家祠堂；1959年，徐家祠堂被确定为省级文物单位；1977年，依通讯处原貌部分恢复。
“八军驻湘通讯处旧址是目前长沙市仅存的一处记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湖南人民抗日历史的地方，对爱国主义、传统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时至今日，城市的发展让这座祠堂隐匿于茫茫的都市中，那么不起眼，但是它承载的历史背景和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却让人们铭记，散发着耀眼的。”长沙市博物馆馆员王倩说。
